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就开始积极地扩张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逐渐放松的外汇管制以鼓励企业“走出去”的策略支持之下,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不断加快。受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行压力增加,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种种不利情况,我国更要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通过合作扩大利益交汇点,共同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的振兴和繁荣发展。东道国的制度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制度水平良莠不齐的沿线国家,我国企业“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困难和挑战。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的41个国家数据,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层面,同时研究双边政治关系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原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双边政治关系的替代变量的选择上,指标中的领导人访问数据的搜集整理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却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在现有研究中使用的较少,为其他学者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再次,结合母国国家的具体国情,盲目地使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进行解释和指导,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发展。本文就我国现有的经济状况、综合国情,从发展中国家出发,丰富其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在现实意义上,优化实施高水平对外投资,不仅能够加速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能源约束问题,有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改善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相关环境,在现实意义上,同样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研究涵盖了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在绪论撰写中描述了基于我国当今OFDI的实际情况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及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和本文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对本文的所研究的领域中的文献进行文献梳理,从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递进到引入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两者影响关系的研究,最后对文献进行简要总结和评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机制。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和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范围之内,以制度扩展的OLI折衷范式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引入双边政治关系作为调节,分析制度环境与OFDI的关系和制度环境在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之下,对我国OFDI的影响机理。第四部分,提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宏观面板数据,对核心指标制度环境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进行构建,构建制度环境质量与OFDI的门槛模型以及在双边政治关系调节下的门槛模型来定量分析其非线性的关系。第五部分,对模型进行基本检验分析,以及对门槛模型的相关检验和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用实证检验方法进一步佐证第三部分的理论分析。第六部分,对上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内容进行总结归纳,通过分析总结出一般规律和结论,并据所得出的结论,提出具体的针对性的相应建议。本文发现,制度环境对我国OFDI存在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在在经济制度环境中体现为“弱效制度”规避,而在政治制度环境中体现为“制度风险偏好”特质;在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中,双边政治共识的优化互补作用较为明显,但是领导人互访的相关调节作用较为微弱。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制度环境的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采用多指标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对多指标进行提取测算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数,使实证结果更加可信;第二在研究制度环境与OFDI的影响关系的既往研究中,非线性关系的研究中引入平方项构造U型效应的居多,但是对于非线性关系的刻画仍然不够深刻和具体,本文采用门槛模型,通过科学地由模型内生构造门槛变量来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并且通过对门槛效应的构造来探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于制度环境质量与OFDI关系的调节效应,具有一定参考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