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传销假借直销之名在我国迅速蔓延，给市场秩序和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带来严重损害。为了打击传销活动，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积极立法，寻求根除传销的途径。然而，由于一直没有在刑法上对传销活动加以规制，传销活动依然猖獗。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正式确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罪名的出现是我国传销立法的重要进步，标志着打击传销犯罪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本文通过运用刑法理论和现有研究成果，结合当今传销犯罪司法实践，对本罪进行解析，望能对刑事司法工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概述。首先介绍了本罪的立法背景，通过对若干案例的分析得出传销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危害，并将传销与直销进行比较，从二者的销售行为导向、获取入门资格条件、计酬方式等方面加以区分，从而厘清二者界限。接下来阐述了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传销立法，传销起源于美国，但美国并没有规定专门的传销立法，德国对传销主体的划分与我国刑法中的规定相类似。最后阐述了我国传销立法的进程，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我国政府对传销的打击力度并不相同，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出现以前，我国传销立法呈现波动变化的过程。第二部分是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构成要件的解析。本罪是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介绍本罪的客观方面时，本文采取与行政立法比较的方式来揭示本罪的行为方式，《禁止传销条例》规定的传销活动包括三种形式：拉人头式、收取入门费式和团队计酬式，而刑法中仅规范前两种传销活动。本罪是涉众经济犯罪，不同于一般的集团性犯罪，在认定组织、领导行为时要注意其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含义，组织和领导行为的指向是传销活动而非传销组织。本罪罪状中的“情节严重”是量刑情节，并非定罪情节，判定是否属于情节严重要从组织规模、涉案金额、行为手段等多个方面加以考量。传销组织自上而下可分为组织领导者、积极参与者和一般参与者，本罪主体仅为金字塔结构最上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本罪是一般主体，不存在单位犯罪问题，但从事传销活动的企业在行政法意义上仍然是传销行为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且只能是直接故意。第三部分主要解决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认定问题。首先就团队计酬模式的传销是否仍然适用2001年《批复》进行了探讨，从法律位阶的角度考虑，《刑法》是基本法，效力高于《批复》，并且从刑事立法的发展过程来看，《刑法修正案（七）》是对《批复》的完整取代，而非补充规定，因而应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符合犯罪构成的传销行为适用《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其次讨论了犯罪形态问题，包括共同犯罪、犯罪的停止形态和罪数形态三个主要问题：本罪是涉众犯罪，符合共同犯罪的标准，是必要的共同犯罪；在停止形态问题上，笔者首先讨论了本罪的类型，得出本罪属于行为犯的结论，并进一步就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进行了详细论述；在罪数问题上，根据刑法规定本罪属于选择性罪名，行为人实施本罪的同时容易侵害到其他法益，在实践中要注意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情形。最后从构成要件方面将本罪与相关、相似罪名（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进行比较区分，以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进一步突出本罪的特征，解决司法认定中的具体操作问题。在本文结语部分，笔者就全文结构和重要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对打击传销犯罪的意义加以强调，并对打击传销犯罪活动提出社会各界协同合作，共同努力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