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时期的绘画成就斐然：中国文入画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此，人物画的成熟、山水画的滥觞亦在此时。同时，中国美术批评理论体系的“大框架”初步形成也在此时。但是，对魏晋南北朝人物画艺术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尤其是从文化思潮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人物画创作及批评理论的研究还是非常少见，而从人物品藻角度对人物画艺术进行研究就更少了，更遑论就六朝时期人物品藻对人物绘画艺术影响的方方面面作全面的考察了。因此，本文拟首先对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藻对人物画的影响进行探讨，企图围绕“人物品藻”与“人物绘画”的内在联系展开分析，以期寻找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藻之风对人物画创作主体(画家)、创作心理过程、作品内容题材及画法形式以及人物画批评理论等方面内在影响的机制、特征和作用，从而能够首先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这种风气源于汉末的“清议”，发展到六朝时期，它已从最初的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人伦鉴识发展到后来对人的外貌、人格、风度的审美性评论，并由此奠定了“人物品藻”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人物品藻是始终与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相联系的社会现象，它对于当时文人、士大夫思想、行为的影响毋庸置疑。不论是站在人物画创作主体还是客体的立场上，无论从人物画的主题还是审美意象的构思与表现方面来看，人物品藻对人物画的影响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名门望族在政治地位上与寒门划清界限，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气质风度。他们整日高谈阔论以显示其清高和脱俗。在同一等级的士族文人之间以分品定级为基本形式的九品之制和带有评判高下色彩的人物品藻风气，又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竞争心理，时时处处着意表现自己的才情风度，由此，士族文人的绘画作品就必须体现出一定的思想和寄托，技艺上必须独创新奇，理论上要有一定的建树。 魏晋六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个体自我意识的增强。“人的觉醒”现象与“人物品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