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实行“单独二孩”至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实施“全面二胎”,到十九大中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论述,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和不断完善以及人口战略的重新定位。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其中增加的“幼有所育”这一重要表述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当前我国儿童事业和儿童福利的殷切关心。我国当前儿童抚养主体仍然是家庭,家庭因抚养儿童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包含生活、教育、医疗等)和机会成本(时间、女性就业、家庭关系等)不断增加。随着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人数和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同时在降低。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和调节器,福利政策与家庭抚养成本成本和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福利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对于降低家庭抚养成本、缓解家庭抚养压力、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具有怎样的积极作用呢?本文试图从现有福利政策满意度对城镇家庭抚养成本和生育意愿的积极作用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提出创新性的福利政策建议。本文分为引言、我国现有福利政策及问题、福利政策与城镇家庭抚养成本和生育意愿的描述性分析、实证分析以及对当前福利政策的思考与建议五个方面进行论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福利政策与抚养成本和生育意愿的关系入手,从制度层面、主体层面等多角度给出了对于如何完善福利政策的科学、合理、有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