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理性人”在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中参与制度创新的博弈研究。主要依据社会学的理性行动理论和博奕均衡分析思想，通过对民航企业改制过程、机制和手段方面认识，揭示了国有企业文化背景下利益主体博弈特征与制度创新模式差异之间的关系。　　一、论文的特点　　1.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全过程视为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来揭示利益主体博弈特征与制度创新模式之间的差异。　　2.对博弈主体的界定上除了考虑行动参与者的利益和价值偏好，社会（文化）结构制约在整个制度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论文的新意之处　　1.本研究对国有企业文化模式做了比较强劲的探讨，有助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结合与理论创新。　　通过对国有企业文化模式的操作化定义的具体解析，不仅仅看到文化模式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也看到消极一面，揭示出文化模式是一把“双刃箭”，一方面它为博弈均衡的实现提供了“共识”，另一方面它是中国企业效率提高的制约和瓶颈，在某些情况下作为强势结构制约中国人的社会行动，并导致了路径依赖。　　2.本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把博弈分析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民航机场改制进行探索性研究，揭示国有企业利益主体矛盾冲突与协调的过程和机制，对开拓博弈论的应用领域是一项有意义的尝试。　　三、全文结构安排　　全文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是导言，内容包括:①本研究的缘起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②有关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的介绍，以及它们对本研究具有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③研究设计，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理论假设及方法论原则，介绍了研究地点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具体研究过程。　　第二章是制度创新背景与基本历程，描述了民用机场企业制度创新背景与基本历程以及在该背景下，上海、武汉、贵州三个机场所发生的三种不同形式的企业制度创新模式。　　第三章为利益主体构成、利益主体的成本——报酬预期及利益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分析。本章以制度创新的“成本—报酬”分析为核心，揭示了各利益主体的改制动因，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任何一种制度都代表着特定主体的利益并涉及到其他主体的利益，因此制度的创新过程同时也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利益主体是否支持制度创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制度创新，取决于各个利益主体对特定制度创新所带来的预期纯利益的估计。　　第四章是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分析，本章是在上一章关于利益主体改制动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和“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两种博弈类型，对三个机场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制度创新目标模式确立过程中的三种矛盾类型，即结构性利益矛盾中的虹桥目标模式;冲突性利益矛盾中的天河目标模式;信息短缺性利益矛盾中的龙洞堡目标模式。针对这三种矛盾类型，本文提出实现新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对于具有结构型利益矛盾的博弈，可以经过多次反复的“谈判”、“宣传”，说服其它利益主体，从长远计算创新的预期纯收益，达到新的制度均衡;对于由于一方的得益必然带来另一方受损的冲突型的博弈，只能通过权威的力量，强制实施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博弈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对于信息短缺型的博弈，可以通过信息掌握者行为的导向作用实现制度创新。　　第五章是利益主体在新制度运行机制下的行动模式与制约关系分析。在这里我们将新制度运行看作是博弈过程的继续，我们将博弈过程视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博弈阶段完成以后，并不意味整个博弈过程终止，而是在新的起点上的继续。通过新制度模式的建立，三个机场以不同方式改变了产权关系，将原来的“单一国有财产权”模式转变成资本所有权的多元化（多个所有者）模式。通过“增加企业的资产所有者个数”有利于形成真正的公司制产权结构，由此提高所有者对资本效益的关心。相对于原有的体制，它确实会改变企业的机制和约束条件，为逐步提高效率奠定了新的基础。不过，实现了企业产权改革，并不意味着改制后的企业运行效率会自然提高，如何使改制后的新制度运行更有效率，即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经过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特定的文化模式是导致利益主体行为“错位”并由此使企业股东在资产上的各种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保护而影响改制后企业运行效率的根本原因。　　第六章是三种模式的比较。分析了三种模式的差异和共性。　　第七章是本研究的总结。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　　1.不同博弈特征决定制度创新模式的差异.　　企业制度创新是各利益主体间谈判、妥协的博弈过程。而针对不同的制度创新过程（虹桥、天河、龙洞堡），由于每一种博弈里利益主体的构成不同、他们可控制的资源不同，因此为达到预期目标所采取的行动策略的组合就不同，进而每一组行动策略下实现均衡的条件就不同，必然导致博弈结果的差异——形成虹桥模式、天河模式和龙洞堡模式。　　2.社会行动（如制度创新行动）依赖于行动参与者的理性选择.文化模式可以影响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预期和资源的分布状况，导致中国特有的所有者理性、经营者理性、生产者理性与西方理性的差异　　制度变迁的起因包含利益的诱导;也包含现有的社会文化体制的强制性。从所有者理性和经营者理性的表现中我们看到了约束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看到了在特定的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企业单位”文化模式的“关系本位”“权力本位”和“公本位”对利益主体理性选择的特殊影响。在制度创新这场利益变更和调整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选择能为自己获得‘较多好处’的方案。是否参与改制取决于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值得做”及不“值得做”的看法。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国有企业文化环境中提供给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　　3.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影响制度均衡的机制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文化模式作为强势结构对制度均衡产生重要作用　　在制度变迁的各个阶段，由于参与谈判（或博奕）的行动者是不同的，影响博奕均衡的主要机制也是不同的。在有些情况下，是由市场体制中的利益机制起主导作用，而在有些情况下，则是由权威结构和信任结构中的权力机制或社会机制起主导作用。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经济结构处于一种弱势结构，而文化模式相应地成为强势结构。它能够促进制度均衡的产生。　　4.通过目标模式与实际运行模式的比较后发现:解决路径依赖问题要从文化模式中寻找答案.　　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决不是只靠经济的途径就能走出困境的，实际上只有通过非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顺利实施企业改制，也只有依托非经济因素的不断创新才能造就国有企业的效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