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的终极命题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最初动力。文明的主体是民族,而民族的形成的标志是超越血缘认同,产生文化认同和治理认同。因此,探索文明的起源不仅要对考古学发掘成果做文化表层特征上的概括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上升到由共同文化特征反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社会思想,即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层面。这正是本文选题和研究所尝试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明起源于东西二元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初次在晋南豫西一带即中原地区形成于统一的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东方文化系统再次复兴,使商取代了夏,而周人再次回到中原则又取代了商文化。中国文明大体上是东西二源文化碰撞的结果,有着较为集中的文化中心和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夏商周及周边所谓“戎狄蛮夷”的交替是不同族群在三代历史演变过程中从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到中心交替反复的过程。公元前4000年左右,因为地形和洪水的隔绝造成了一定时期内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彼此相对独立发展,进而形成了仰韶与大汶口这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点从仰韶文化基本不出三足器可以看出。同时,绿松石、花边罐、箍状附加堆纹、玉器等文化特征也可以作为仰韶、大汶口之后继续追踪两大文化传统发展线索的重要指标。仰韶文化中期以后,东方大汶口文化因素因为黄河下游遭遇洪水袭击,而不断向西迁徙,他们穿越太行山南下进入晋南豫北一带,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穿越太行山以后经由陶寺向南发展,在陶寺地区留下了早于黄河南岸的陶寺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形态。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重新回到了陶寺,形成了陶寺文化早期,并以陶寺为中心,产生了一个能够平衡太行山东西两侧两大文化大系的古国联盟,这就是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和遗存所包涵的文化因素几乎涵盖了整个黄河流域文化类型的原因。陶寺文化早期带有的龙山文化邦国林立的情况,加剧了洪水对城邑的影响。夯土筑城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洪水袭击,这就是传说中鲧治水失败。而西方携带着马家窑文化因素的夏人受邀东进黄河中游、下游展开治水工作,并在治水过程中掌握了中原统治的主导权,继承了尧舜统治权力。其携带来了马家窑文化因素使陶寺文化和中原河南龙山文化混入了部分遗留的仰韶文化因素,并且因为夏建立了集权统治而使得陶寺文化由多元混杂向一元化发展,这就是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中期无论从大型城址、宫殿的规模来看,还是从陪葬品的风格来看,都具有专制和集权性特征。很可能是初级的国家形态,与历史记载中的夏代从绝对纪年和历史地理学上均有较大的吻合。夏代的统治在立国以后很快遭遇了太康失国,陶寺文化中期截止,而夏文化集体南迁,辗转进入二里头地区。二里头文化进入第二期以后,原址上的河南龙山文化被迫北上,从三里桥进入陶寺地区,从此,河南龙山文化终止而陶寺文化晚期开始。仲康中兴以后,夏文化的同盟原山东龙山文化族群携带着夏文化元素进入了海岱地区,开启了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形成东西制衡北方河北龙山文化的同盟关系。这种三角制衡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先商文化不断与岳石文化相互影响,最终岳石文化被融入先商文化,汤在从河北龙山文化区域进入先王居住的商丘,进而南下,联合皋陶氏后裔,颖水、汝水流域的英、六等国对夏文化形成的包围之势,并最终取代了夏文化。商代夏之后,夏的遗民部分西逃,试图回到夏文化的起源地,这就是商代的羌人,而臣服于商人的夏遗民被派往北部和西部,形成了武装游牧部落,这就是戍的产生。本文着重从魏营子文化来谈戎的产生。商文化的主脉来源于东方的龙山文化,商取代夏可以看作是龙山文化取代西方仰韶文化传统的一次伟大的复兴。商的国名来自于地理位置,商洛即上洛,意指洛水上游,而后在帝尧之时被迁往太行山东麓,商的名号一直背负随行,商文化兴起发展于河北龙山区域。契因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商,封国以其名号,位置大概就在今天商丘。商代夏以后,在继承夏九州统治格局基础上,建立了方国结构,形成了方国居外,天邑居中的治理模式。周的先人在失官以后,被迫北迁,先在夏人驱赶下北渡黄河进入晋南,后又迫于商人的压力从晋中进入陕北、内蒙河套地区,即所谓自窜戎狄之间。周人从晋南经晋中、陕北、河套辗转进入甘肃庆阳一带在豳地落脚,进而迫于戎狄威胁而迁入岐山。周人的这一迁徙过程已经为从三里桥类型到陶寺文化晚期、晋中白燕文化、内蒙古朱开沟文化、陕西碾子坡文化和岐山先周文化在考古学上的联系所证明。周以西北小邦征服了天邑商以后,周的社会主题转变为如何构建周天下的治理体系,而构建周的治理体系的核心又是如何接纳商的政治、文化体系、如何解决商的遗民,从而实现整个华夏地区文明主体认同从商向周的转变。周人通过营建洛邑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封建体系；通过各种诰命向天下宣誓周的主权,阐述周的天命,文化上既向殷人学习,又注重保持周人文化人格的独立性和自豪感,制度上承夏制,袭殷制,问政箕子,自成《周礼》。为了实现政治承袭商命的合法性、文化上整合商周并保持独立性,周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调夏商周三代的继承关系,尤其强调周人作为夏的后人的地位。总的来说,周人以“夏”变“(殷)遗”为周,而没有遵从的那部分人则继续以“夷”的名义称呼之。这是夷的真正的本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