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代以来,高等教育便是人们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在为社会底层群众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高校的扩招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持“读书无用论”,他们对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作用持质疑的态度。因此,本研究在收集、整理云南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2005年历届本科生的学籍信息以及就业去向的基础上,运用个案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运用了布劳、邓肯的“OED三角”理论,分别从家庭出身、民族身份和性别三个维度对云南师范大学1950—1964年、1980—1995年以及2000—2005年,三个时间段的本科生入学时的家庭状况以及毕业后的就业去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此来探讨高等教育对家庭出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体、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女性群体社会身份变化的影响。经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1950年到2005年在国家实行的一系列教育政策下,工农群体、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女学生在云南高校在校生中的占比显著提高:如民族,不论是人口规模较大的白族、回族、傣族,还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傈僳族、独龙族、佤族等直过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在增多。第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包分配”的就业制度下,工农群体、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女学生大多进入了省厅级国家机关和地市级国家机关,获得“干部”身份、继而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跃升。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该时期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变得多元化,除公务员、教师等热门职业外,企业、金融商业服务人员等行业也成为工农群体、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女学生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之一。因此,通过对五十多年史料的实证研究,笔者发现高等教育有助于社会底层群体、少数民族学生、女性群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非“读书无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