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律经济学的兴盛,美国法学界产生了效率违约理论,并且司法实践也认可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在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得到了法学家们较为广泛的研究和积极的讨论,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却不认可该理论,或者是忽视这种理论,甚至对其存在很多误解。两大法系国家学者对同一理论的态度存在天壤之别,这种现象是值得深思的。本文从合同法价值理念的角度和与效率违约存在依存关系的合同法制度(尤其是违约制度)两个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上述问题的价值因为和制度因为。　　 首先,对“违约”的评价需要分析各国合同法的价值理念。英美法系国家合同法认为合同法最大的价值在于效率,而大陆法系国家认为公平正义才是合同法根本的价值。基于基本价值理念的差别,前者认为合同法与道德没有直接关系,违约行为不具有道德上的可非难性；后者则认为合同法与道德评价相关联,契约应当信守,并且违约行为具有道德上的可非难性。效率违约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立场与英美法系国家合同法的价值理念契合,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价值相左。　　 其次,是否允许“违约”需要考虑违约救济方式的选择。在基础价值观念差别的影响下,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对违约救济方式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差别。前者主要采用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后者则主张实际履行的救济方式优先于损害赔偿。对实际履行的重视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不接受效率违约最根本的制度因素。　　 再次,对是否“效率”的判断需要考虑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从这一角度分析,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非财产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诉讼成本分担规则等都成为影响效率违约的制度因素。违约人对是否“效率”的判断不仅考虑违约可获得的预期收益,也要考虑将对违约受害人赔偿的数额。不同国家的违约赔偿规则的差别使得各国对违约受害人损害赔偿范围预见性的程度也不同。此外,预期违约制度通过对违约相对方的的保护,而对效率违约产生影响: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通过第三人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效率违约。　　 最后,我国民法的价值理念和合同法制度主要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坚持契约信守原则,强调违约责任的制裁性质,对违约行为进行道德的否定性评价；在我国违约救济方式的选择上,实际履行明显优于损害赔偿；合同法中违约归责原则采用严格责任,使得违约责任呈现扩张趋势。效率违约理论在我国的价值理念和法律背景下也很难获得“存活”的空间。　　 仅一项制度或一项规则的不同,不足以完全排除一个理论。一个理论能否在不同国家得到认可,需要用基本的法律价值理念和整体相关联的制度进行考察。本文通过价值层面和与效率违约相依存的制度的系统分析,解释了两大法系的国家对效率违约理论的态度截然相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