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市在这次重大疫情应对中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其社区层面的应急动员发挥了整合资源、凝聚合力的基础性作用。而现有公共危机管理和社会动员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和城市等层面的主体,缺少考察社区重大疫情防控动员实践的研究成果。为此,本选题尝试通过解读广州市不同类型社区在重大疫情防控动员中的有效做法,总结多社区重大疫情防控中社会动员模式的特点和问题,有利于丰富现有危机动员理论研究案例,拓宽相关主题的研究视角和维度,也有利于提升广州市基层社区的危机治理能力。本文以资源动员理论、集体行动与社会理性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多案例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选取广州市Z社区、S社区和F社区三个不同类型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对各社区的重大疫情防控动员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结构、组织和机制是构成社会动员模式的基础要素,在研究中可演化为社区治理结构、组织网络和动员机制三个分析维度。（2）社区重大疫情防控可分层级主导型、关系网络型、多元互动型等三类动员模式,具有高治理开放性触发高动员响应度;社区应急动员组织网络牢固;注重以党建统合组织;采取灵活的沟通机制串联各类动员主体;互惠行为促成集体行动等特征,构成社区防疫动员的共性逻辑。（3）各动员模式在防疫动员的组织网络、应急资源禀赋、依靠的动员渠道和策略等方面存在差异,是社区为适应自身疫情防控动员需要做出的机制调整。（4）社区重大疫情防控动员之于社区常规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指明了三类社区防疫动员模式差异外显的内在根源。（5）三类社区重大疫情防控动员模式都存在一定局限,成因涉及科层制结构固有弊端、非理性因素与理性集体动员的结合与对抗、社区内多方主体参与能力和态度变化等因素,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规避。为此,社区治理主体需要通过转变治理理念、加强基层社区融合、完善多主体联动网络、优化沟通协调机制和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等方式,构建高效的社区防疫动员体系,以提升社区危机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