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华夏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象思维”孕育的成果,具有鲜明的审美意象性。汉字构成之“意象”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汉字的形体、意义以及声音。汉字构形中的“象”是汉民族思维的心理凝聚物,表达了华夏先人的价值判断、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另一方面,汉字因“书写”而得以显现,书写是汉字意义得以显现的方式。汉字书法中既有对汉字之象的效法,又有书写者的独特感觉和创造的加入,是具象、形象和抽象的交合融汇,是书写者的气韵、格调和境界的展示,是书者的“心象”的显现。汉字以书法形式呈现的意象主要有:线条意象、力意象、结体意象和风格意象等。汉字显现出的“象”正是这样一个有层次、有等级、完形的、有机的能尽意的“创构”。汉字的显现离不开器物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物”是一个内部蕴涵着无限生机与人异质同构的有机整体。在此“物观”思想基础上,古代的中国人在利用物质材料制作生活必需之“物”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赋予了文化的意蕴和美学思想。古人云:物不朽者配于金石,就是将最有价值与意义的思想与精神以文字的形式“镂于金石,琢于盤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是一种对生活世界存有意义的表达和书写。因而甲骨金石上的文字更多蕴含着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承,体现了一种价值目标的指引。以现象学的观点来看,甲骨、金石“书写物”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之境”而存在。甲骨金石的色彩、材质、造型等“有意味的形式”构成汉字显现的“视域”,参与了意义的生成,与其上显现的汉字共同构建了一个内涵丰厚的言说之境。以甲骨文、金文与碑刻文字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器物载体对汉字显现审美形态及意蕴的重要影响。作为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字在笔法线条、结字章法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有着较稳定的空间格局。其线条瘦劲挺拔,结体纵横欹斜,章法错落有致,风格丰卓多姿。作为巫神文化的载体,甲骨文的审美形态,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对神灵质朴的虔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关切和对美好生活的企盼;钟鼎彝器上的汉字是商周祭神通祖、通天喻礼的工具,总体上呈现出浑厚典雅的审美风貌,体现出商周先民们从巫史文化走入礼乐社会时期,宇宙观和理性意识成长及形成的过程。刻石碑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内容、字体、书家、刻工、书写材料以及种种因素的影响,碑刻的文字形态往往表现的多姿多彩,同时又具有所处时代字符群所共有的宏观审美风貌。汉碑、魏碑与唐碑是中国碑刻文化的三座高峰,也能相对集中地反映了汉字在书体演变最关键阶段的审美特征。无论是苍劲浑朴的汉碑、浑厚峻伟的魏碑、还是雄健华丽的唐碑,都向人们昭显了华夏先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并给后人提供永远的精神指引。由此可见:甲骨、金石文字犹如书家与刻者的精神“现”象,字迹刀痕之间蕴含的是岁月的沧桑、文化的沉淀以及华夏民族对于生命意义永不停息的追寻。阿恩海姆的艺术视知觉认为,视觉往往犹如一个“场”,将展现在时空中的每一个事物或部分都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甲骨文字、金石铭文也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意象显现于审美观照之中。其中有三种意象的交汇:材料意象、书法意象与文字意象。借鉴西方阐释学的分类方法来释读甲骨金石文字的整体意象,我们可以将之分为类似于文本层面、反思层面和本体论层面的三种“象”:意内之象、意外之象和象外之象。作为“意”中之“象”,甲金文字、碑文石刻正是人们宗教意识、礼乐精神、吉祥观念和文士情怀等理念的感性显现;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铭文的甲骨金石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符号,也可以让我们在对历史的追溯中激荡思绪,再现、重构乃至创造出形形色色的“象”,并在多重意象的交织中体验对人生的反思,达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其主要体现为三种意象:超越生死的神人之象;超越“小我”的圣人之象和超越功利的自由之象。意象的交织相融在审美者的想象和联想中创构出广阔而虚灵的空间:意境。其中蕴含着其最本真的精神意象:不朽。要之,甲骨金石文字超越了时空显现于当代人的现实世界,依然背负着神圣的使命:昭示我们个体的生命与历史的联系,并努力去实现对世俗生命的超越,追求精神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