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大家有一个共识:“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也就是说,通过加快城市化、工业化,有望使我国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有所缓解。然而,在新一轮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热潮中,农民再次成为被剥夺者,超过.60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其中大部分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保的“三无”农民。一些学者由此提出“叫停城市化”、“反对市场化”的主张。其实,问题不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本身,问题在于我们的征地制度。　　 我国的征地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在目前许多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征地制度依然保持了原有的做法,严重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权益。通过强制性的低价征地,虽然带来了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但是也带来巨大的社会资源扭曲和损失,以及越来越尖锐的社会冲突和风险。这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要改变现状,技术性的手段、局部性的改革已无济于事,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目前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　　 本文的第一章是导言,说明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在文献综述部分,阐述了当前理论界对于征地制度改革的各种看法和意见,并提出自己的比较分析。笔者比较赞同土地私有化的方案,但是为了避免过大的震动,可以先实行永包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行产权私有化的变革。　　 第二章是土地征收制度概述,在第一节主要对于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概念加以界定。第二节是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由土地产权理论,可以知道土地私有产权是交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产权形式。由制度变迁理论理论,可以知道国家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必须要打破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由公民社会理论,可以知道农民要组织起来的重要性；由文明整体论,可以明白改革必须全面、整体推进的道理；由罗尔斯的正义论,可以知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由社会选择产生的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第三章是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变迁,本文主要将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农村土地私有时期(1950-1957年),这个时期补偿较为合理,征地也更多协商性质；二是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1年),这个时期补偿很少,征地已无商量余地；三是改革开放时期(1982—2007年),这一时期征地补偿标准越来越高,为了保护耕地,用途管制也越来越严格,土地征收审批权限越来越上移。　　 第四章论述了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存在的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土地征收的公益性标准模糊,违法征地现象普遍存在；二是农民的征地补偿太少,利益受损严重；三是征地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频发；四是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危及社会稳定；五是大量的土地征而不用,浪费严重；六是诱发集体土地黑市和日益严重的“小产权房”问题；七是耕地大量减少,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　　 第五章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征收问题的因为:第一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残缺,使得农民的土地权益很难得到保障；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政绩要求,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敛财而大肆征地；三是地方官员、开发商和村干部因为能够瓜分土地增值收益的绝大部分,所以都有动力去合谋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四是农民因为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利益很容易受侵犯；五是官员违法征地成本低,导致违法征地现象普遍存在；六是土地利用规划存在许多的问题,使得土地用途管制处于混乱状态,导致违法征地、土地浪费现象非常严重。　　 第六章回顾了英国的“圈地运动”,并试图从中得到有意的启示。英国的“圈地运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是一个残暴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平和的过程。可分为早期的村社协议圈地和高潮时期的议会圈地。通过圈地,确立了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旧的庄园式经营模式为新的农场式经营模式,从而大大地促进了英国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圈地运动”对于我国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有三点启示:一是明晰产权,农地私有化是历史趋势；二是人民自发的制度变迁都是好的,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引导规范；三是农地征收一定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进行。　　 第七章是先进国家和地区土地征收制度的借鉴。今天的中国,在制度建设上还是相当落后的,其实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参考。本文主要着重于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因为美国在国情上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是最先进的国家；台湾地区则与我们同文同种,而且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首先,征地行为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先规划,再征地,规划要经过民意机构审批,不能随意变动。二、土地征收前应当要召开听证会和进行协议收购的尝试。三、在征地最为核心的补偿问题上,要提高标准,并要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四、要允许农民成立自己的农会组织。五、要进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实行土地私有制。六、要完善基础性制度。　　 第八章在前面的各种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一是农地私有化,把土地产权划分到农民个人头上；二是农民组织化,成立农会组织,以更有力地表达自身的利益,并做好日常的自我管理；三是城乡一元化,取消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行统一的身份证管理；三是规划民主化；在规划的过程中,人民要有全过程、全方位的参与,规划的最终确定要经过当地人大的审核批准；五是征收法制化,征收要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在司法审判时,要引进陪审团制度；六是财政分权化,在完善当前分税制的基础上,要使地方有更加充分的税政管理权,在国家体制上,有必要向联邦制演进。　　 第九章是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本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路径。一是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导致许多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也导致许多其他方面的改革停滞不前,包括征地改革。二是从永包制到私有制,实行永包制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而且也有历史上永佃制的依据。这样做,比较稳妥,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三是先局部试验,后全国推广。为了避免过大的震动,可以选择一些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县率先进行改革,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目前某些地区的城乡配套综合改革可以扩展到政治领域。四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这来自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就是要确保人民的自由,以形成哈耶克所说的自然扩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