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其思想以“礼学”为核心。因其居赵、游齐、退居兰陵的经历,得以密切接触百家思想,博采百家之长。更以经世致用的学术态度对社会现实加以反思,使其理论服务于现实的人间。因而其乃先秦礼学思潮的集大成者。对荀子礼学的把握有助于对荀子整体思想和中国“礼学”史的认识。荀子“礼学”的思想缘起需追溯至西周以来“德”“礼”思潮的演变。“德”的权威地位日渐丧失,“礼”取代“德”成为战国后期学术思潮的核心。荀子便是顺应此潮流,在孔子“礼学”基础上,兼采道家、法家、墨家思想,丰富其“礼学”内涵。在礼的起源上以天人观和人性论对礼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做出论证。在天人观上,他将天的神秘色彩祛除,天被定义为自然之天以此肯定人的积极价值。“天养”虽不直接施惠于人间却可为人所用。“天德”亦为人间效仿的对象。人在此理性过程形成的道德,其根本即是“贵始”。故荀子以礼赋予天形式上的崇高性,追奉其为“生之本”。在人性论上,荀子对性、情、欲、心、伪做了辨析。欲作为先天的思维意识并不会直接导致现实的争乱。需经主宰之心转变为现实行为才可能会有混乱争夺的发生。而心作为人之主宰具备道德认知功能,故心在应然层面可提供知善、行善的能力,圣人以此心与伪的工夫创制礼义,普通人亦可遵守礼义,礼之可能性得以明晰。然则心在实然层面却有坠入恶的可能,礼之必要性由此得以凸显。在此体系下,礼之功用直接作用于人,是维系人生理生命和道德生命的方法,是既成自我实现理想人格的路径。礼之功用亦辐射到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国家。社会因礼而别异定分,分既定,则需礼的规范要求与教化引导,以期达到“群居和一”之道。国家亦由礼得以安宁,君主受礼规约方能开辟治世。而荀子之礼以礼乐论与礼法论的表述而独树一帜。其承继儒家传统,以“乐合同”来调节“礼别异”,刚柔相济,礼乐共行以期“美善相乐”。而礼作为社会的根本准则,其权威性与强制性的缺失使得荀子不得不引法入礼,以保障礼的有效施行。但法始终居于辅位,为礼服务。荀子“礼学”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后世影响深刻。其“礼学”兼顾“内圣”与“外王”,在儒家开出了知性主体的精神,完善了儒学体系。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乾嘉学派中的学者多受荀子影响颇深。而从政治上看,荀子的“一天下”与尊君主义主张为后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之确立提供了思想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