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之一，他从史学的立场去认识与诠释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内在特色、内在变迁与现代价值，试图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更新与重建奠定历史与哲学的基础。余英时先生的“韦伯”式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儒学现状及现代价值探索，以及“内在理路”学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已在中国人文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深广的影响。余英时学术，富于独立与自由精神，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承当精神，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立足点，在承传先辈学术的基础上超越发展，又具有历史的视野与世界的眼光，走出了一条融贯中西、化传统为现代的人文学术研究之路。余英时先生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余英时学术以其现代的精神而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发展树立了典范。考察余英时先生的学术与思想，无疑对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本文从余英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的角度来观测余英时的学术理念、方法与特色。余英时虽没有建立系统的“诠释学”理论，也没有刻意运用什么诠释学范式，而他在全球视野下，会通中西，以史学关照哲学，以哲学通观文化，以现代释传统，以传统思现代的诠释理念与方法，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典范”。余先生的现代诠释理念与方法具体表现为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世界的文化视野，中西比照的文化胸襟；二、社会承当的学人使命，文化重建的学术关怀；三、史学立场，释证结合的诠释方法；四、“内在理路”的学术理路。余英时的文化研究特色则表现为：一、具有历史哲学的研究视野；二、立足中国概念诠释传统；三、立足文化多元、凸显文化个性。 本文也依据余英时独特的研究视角、理念和方法来审视余英时对传统文化内在特性、内在变迁的诠释，及对中国文化重建的探索。余英时在世界的视野，中西文化参照、比较中，把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性概括为“内向超越”，“内向超越”的文化特性使中国未能发展出民主科学，但余英时又断言“内向超越”的文化特性并不妨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理路”方法是余英时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方法，从明清学术转换的内在脉络来解释宋明理学一变而成为清代考据学的问题。这一方法却得到余英时的广泛重用，在中国知识人之史、商人伦理以及中国文化变迁等问题的考察上，都树立了内在理路的研究范型。余英时对传统历史文化特性、内在变迁的诠释，都是为了“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即发掘传统文化有效资源，重建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在余英时看来，文化是“有生命”的连续，既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完全靠“外来移植”，必须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会通中西，来建立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对中国文化重建问题余英时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重建和更新价值系统；第二，学术重建；第三，社会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