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本国破产债权人利益,在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方面,各国往往对依据本国破产程序作出的破产宣告适用普及主义,对外国法院作出的破产宣告则采用有限制的普及主义,有些国家甚至采用属地主义;各国在破产程序的承认和协助问题上的保守做法阻碍了国际经济的发展速度,对资本、商品和自然人的流动起到了限制作用。在跨国界破产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上,《欧盟破产程序条例》和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破产示范法》均仅就启动破产程序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进行了简单规定。而在与破产有关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规定的欠缺则使得各国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各不一致,使得各国破产利益相关人无法对此进行预判,法律失去其可预测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示范法草案弥补了这一欠缺。首先,它通过列明特征的方式规定了“与破产有关判决”的范畴,接着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破产判决时一国的国际义务、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当局、承认和执行的程序和拒绝承认的理由等。此外,示范法草案经一国颁布而生效,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公约,未在联合国各成员国强制适用,因此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示范法草案反映了各国对国际统一的《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示范法》的追求与向往,表达了未来跨国界破产法统一化的立法趋势。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跨国界破产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学者们最初运用礼让说来解释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到了19世纪中期,更多学者认为一项外国法院判决类似于契约关系,判决如同契约一般给被执行人创设了一项债务。但也有学者认为契约的基础是当事人的合意,判决明显不符合这一要求。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判决发展到今日,绝大多数国家认为其基础是互惠原则。由于各国都希望本国的破产程序和跨国界破产判决被他国承认、协助和执行,对来源于本国所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其他缔约国的判决,本国有依据相关国际条约或内国法进行审查,并对符合条件的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的义务;但对来源于其他国家的涉外破产判决,本国实际上并无承认和执行的义务。但本国往往会基于互惠原则来确定是否对该等判决承认和执行。我国未加入任何与破产有关的国际条约,也未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颁布的《跨境破产示范法(1997年)》对涉外破产程序的承认和协助问题作出规定。笔者认为,有关主管机关可以适当依据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破产示范法》、《示范法草案》和《欧盟破产程序条例》以及英国、美国等国的国内立法,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跨国界破产判决承认和执行的法律制度,为我国展开跨国界破产国际合作提供法律依据。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对比研究《欧盟破产程序条例》《布鲁塞尔条例》《破产示范法》和示范法草案等国际条约以及英国、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立法,就“跨国界破产判决的范畴”、“承认和执行的条件与程序”以及“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等问题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当前生效的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中均为对跨国界破产判决的范畴进行明确定义,笔者认为,为更好的实现各国债权人的破产债权,维护破产财产,有必要明确“跨国界破产判决的范畴”,且通过将破产判决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的破产判决采用适用不同的承认和执行的条件与程序。本文第三部分,笔者提出我国应完善在涉外破产程序和跨国界破产判决的承认和协助(执行)上的立法。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境投资,这也意味着我国企业法人资产向境外的转移。而一旦此类企业出现破产情况,若破产管理人在我国启动破产程序,该破产程序及由此产生的跨国界破产判决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协助和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是否在此问题上制订了完善的法律,以及我国是否积极开展跨国际破产的国际合作。通过明确跨国界破产判决的类型、承认和执行的条件与程序以及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制定完善的跨国界破产的法律依据,推进我国跨国界破产判决承认和执行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