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个拥有约2500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然而,上海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2亩,人均水资源量仅为89立方米,农业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3.3%。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推进,环境资源的刚性约束不断凸显,农业的产业空间受到挤压。因此,上海农业若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确保鲜活农产品稳定且安全供应,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不难发现,近四十年来中国农业存在“旧农业”停滞和“新农业”发展并存的二元结构,其表现为以种植业为代表的“狭义农业”产值指数增长缓慢,和以农林牧渔为整体的“广义农业”产值指数增长显著,并且在“狭义农业”中粮食作物产值比重逐渐减少而蔬菜水果的产值比重不断提高。这种结构调整源于消费需求转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化以及其所附带的产值变化,它与一般意义上发达国家的农业革命有明显的不同。同样,近年来,上海农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产值指数反映了牧业和渔业强劲的增长力和对“广义农业”的带动,而居民对蔬菜和水果的稳定消费弥补了传统种植业中粮食的增长乏力;在“菜-果”种植和“畜-禽-鱼”养殖较快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在产业经营体系、生产模式、发展理念等方面得到全面改变和创新,它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劳动、技术、资本并重的新业态形式;而且公司+农户、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等经营业态的相继出现,也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各种可能和发挥的空间。本文研究的选题,聚焦于上海农业技术进步的发生机制和演进路径,旨在通过对农业发展脉络的梳理,准确描绘出上海农业技术进步的路线轨迹;同时,结合上海多年来深化改革、创新驱动以及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实践背景,剖析制度变迁、科技活动、资本导入、政策扶持等因素如何对农业技术进步产生作用、发挥影响,进而将上海农业技术进步的演进路径和发生机制耦合成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因此,本文的研究,系统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农业技术进步的演进路径及其发生机制,既能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实质做出理论上的深刻解读,也能为当前上海提出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提供政策咨询,使农业成为上海建成“全球卓越城市”的有效助力,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二,一是“上海农业技术进步的演进路径是怎样的”,二是“上海农业技术进步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对此将着重就四个方面进行分解:第一,对上海农业发展的整体情况进行梳理,初步提出农业技术进步因循的路径方向,点出能够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因素。第二,通过技术进步诱致理论,分析不同类型农业技术在上海的运用情况,进而根据农业增长的视角,具体描绘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并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加以验证。第三,讨论制度变迁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明确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在上海农业增长中的内在关系,阐述制度之于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第四,论述资本引进、人力开发、科技投入、政策扶持等“投资”行为对上海农业发展及其技术进步的作用影响,并将它们与制度的作用机制相结合,构建出上海农业技术进步完整的发生机制。通过演绎、比较、归纳、统计、数理、计量等研究分析手段,就农业产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农业增长视角下技术进步的趋势与选择、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农业科技活动、政策对农业技术运用的影响等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讨论。本文的论证逻辑体系是:以相关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上海农业发展的脉络作为分析的事实起点,解析不同类型农业技术的运用情况,刻画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趋势并加以实证;进而从前述分析所得到的阶段性结论再出发,在宏观上聚焦农业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在微观上聚焦农业科技活动在农业技术进步中扮演的角色,勾勒农业技术进步在这两方面分别指向的发生机制;结合对上海纲领性农业政策的解读,融合各章节得出的结论,构建上海农业技术进步完整的发生机制和演进路径,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通过论证,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约四十年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上海农业生产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种植业由粗放式的粮油作物生产为主,转变为粮经(蔬果)并重的规模化组织化生产格局;畜牧业和渔业在经历产业壮大后进入了稳定、调整、压缩的发展新阶段,集约化成为两者的主要生产形式。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上海农业形成了以土地节约集约为主的发展趋势,在复种指数由降转升的背景下,以良种、良法为代表的农业生物化学技术提高了农作物和养殖业的单产水平;同时,为应对农业劳动力的持续减少,机械技术尤其是大型农业机械不断得到应用推广,使上海呈现出类似欧洲国家那样同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增长路径,这与全国的一般情况有所不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论断,并清晰地展示出,上海对农业技术的选择,生物化学技术优先于机械技术。第二,本文以通过对史实和事实的描述,展示了制度变迁对农业发展所具有的意义。通过对相关经济学理论和现实情况的把握,将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证明了农业经济增长率是制度变迁率、技术进步率和农业人口增长率之和,且制度因素、技术因素和劳动力因素能够独立发挥作用。进而,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思路,以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作为观察制度变迁的指标,将技术和制度因素对上海农业发展贡献程度作了测算,发现技术进步的作用强于制度变迁的作用,并认识到只有技术和制度因素的匹配度达到均衡状态才能激发农业的内在活力,提出制度机制是上海农业技术进步发生的核心机制。第三,“投资”行为与农业技术进步的发生机制有密切关联。本文使用了广义的投资概念,将其化入到科研活动、涉农政策和经营体制等事物中予以阐述。本文研究发现,科技活动作为一种作用于生产力前端的投资行为,较好地保障了上海农业的产能,以新品种、新工艺的研发和转化推广实现“以质换量”,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因此,科技活动是上海农业技术进步发生的强化机制。涉农政策作为行政引导式的投资行为,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影响上海农业的产业结构及其对应的技术运用;而且,在长期被固化的政策可以上升到制度的高度,进而影响农业发展。因此,涉农政策是上海农业技术进步发生的引导机制。经营体制的嬗变则会引发经营主体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动力,本文对上海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阶段的刻画,显示出新型经营主体对传统农户生产的逐步取代,使各类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变得顺畅,并通过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了农业机械技术的进步。此外,由于“投资”行为既包括对物的投资,也包括对人的投资,使上海农业的技术进步具有了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的特征。基于以上三项结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农业技术进步的发生机制和演进路径作出整体性描绘:在农业技术进步的演进路径上,上海先后经历了早期全面推广机械技术,和近期以发展生物化学技术为主、机械技术为辅的路径,并且能够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生物化学技术与机械技术并重的格局;对于该演进路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立解放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藩篱,在激活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同时带动了机械技术在农业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普及,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要求推进土地流转和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亦将成为新的制度安排再次激发对机械技术的需求,在未来形成新的技术格局;政府部门的政策投入、科技投入,以及各类经营主体的自主投入,对各种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运用都具有引导作用和强化作用,同时,这些“投资”行为使农业技术进步出现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此外,政策的制度化,以及制度对经营主体的引导,有效地将制度机制和“投资”行为对农业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强化机制和引导机制联结起来,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