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传入中国,并在20世纪20年代独领风骚,成为当时超越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最大的外来思潮。实用主义由于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与五四启蒙的科学、民主精神遥相呼应,并在历史的变动时期,恰好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和经世致用的观念形成共鸣。鲁迅与实用主义的相遇,正是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契机。胡适作为中国的实用主义者,在其师杜威的影响下,主要接受了作为方法论的“实验主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怀疑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同时深受西方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浸染,形成了其尚怀疑、崇实验和重历史的精神品格,二者在此基础上趋于共通;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的工具主义真理观。鲁迅在实用理性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向度上分明与杜威工具主义有会通之处,并且在政治观、科学观、教育观和伦理观方面也与杜威之论心照不宣;詹姆士在“彻底经验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用主义,在宗教观上看重个人宗教;在价值观上主张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在世界观上反对绝对一元论;在真理观上赞成“有用即真理”。鲁迅的民间宗教观、反理智主义倾向、多元论思想、“拿来主义”等观点,与詹姆士之论形成唱和之势。鲁迅思想中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与悖论,其实用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启蒙与反启蒙、形上之道的消解与形上终极的眷注同时并置于鲁迅思想悖论的漩涡;同时,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二律背反,构成其实用主义思想悖论的另一极。鲁迅研究遵循真理符合论的“镜喻”模式向“实用”型态范式的转变,承载着鲁迅思想引领当代社会风尚向重实践、崇行动、尚创新的新方向与新道路变革的历史重责。引导鲁迅思想在当代语境的实用性、动态性的研究范式建构,共同努力寻求鲁迅思想的生成性和超越性,是当今鲁迅研究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