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成立以来,联合国一直承担着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职责。尤其在冷战期间,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的核心机构,有效的缓解了美俄冲突,阻止了大国间战争的再一次爆发。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迁,传统安全威胁日益衰减的同时,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安理会在此阶段的行动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呼声便开始显现,并逐渐高涨。然而,近十年来,关于安理会结构改革的讨论却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各种野心勃勃的改革集团经逐渐营惨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法学界对于改革的态度也显得愈发谨慎。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这种转向是由于近年来国际社会的非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发生回落,以及曾经的大国竞争局面悄然重现,使得传统安全问题回归所导致。那么,在此轮新的国际态势下,以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为其首要职责的安理会的改革核心问题,理应被重新思考定义。笔者认为,可以适当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但不应冒然的对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制度进行改革。此外,中国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亦是作为大国竞争局面中的“大国”之一,在安理会结构改革的问题上,更应谨慎对待。本文着重探讨安理会改革的晚近动向,分析其改革转向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通过分析现有改革方案在当下时局中的不适性,和中国对安理会改革的态度,在遵循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国际新局面下的安理会改革核心问题提出参考建议。笔者首先通过梳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背景过程,发现近十年来安理会改革出现转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对改革的热情趋降。究其原因,是由于现有的改革方案已无法体现当今国际社会的新格局。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使安理会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和挑战,作为安理会主要职责的集体安全问题的重心在逐渐发生变化:大国竞争局面重现、传统安全的威胁回归。在这一背景下,安理会作为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其首要责任的部门,其稳定性和权威及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生而”为了应对大国竞争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的安理会,在如今形势下的改革问题应该被谨慎对待。其次,笔者针对安改的核心问题——增设席位和否决权制度的现有改革方案进行分析,认为其存在许多不足。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现有的改革方案难以使安理会更好的履行其职责,以应对如今的集体安全问题新态势。在各会员国未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并达成一致之前,安理会的改革进行不应被强制推动。此外,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选择将会极大的影响安理会的改革进程。同时,安理会的改革方向亦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笔者通过研究中国学界及政府对安理会改革问题的观点和看法,认为在中国的发展视角下,对安理会改革秉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和立场,是值得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