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意识形态研究就成为了当今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意识形态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维度,从语言研究意识形态则是一个重要维度。选择从语言来研究意识形态,这既与意识形态和语言的紧密关系相关,又受本文的研究旨趣影响。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意识形态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此即揭示意识形态的运作机理,分析产生意识形态的深层社会原因(即社会矛盾),探讨意识形态和主体之间的生产及再生产关系。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展现自己的最终关切,即如何在意识形态多样并存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良性的意识形态生态样式。通过注目语言,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　　 意识形态是以一定的利益-权力为基础的旨在影响(维持或改变)既定社会秩序的观念体系。语言是观念的实现形式。作为特定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也势必要实现在语言中。意识形态实现于语言,这是通过语言能够表达意义这一功能来完成的。意义是语言理论的中心问题,许多思想家都对此进行过探讨。意义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它能够调动人们的社会行为,甚至物化为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意义是解开意识形态经营之谜的关键。很大程度上讲,把握意识形态,就是把握意义和一些社会要素(尤其是权力、利益)结合的方式。意义服务于特定的权力-利益关系,这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核心原理。　　 意识形态的这一运作原理,是通过一系列与语言相关的工艺流程和运行策略来实现的。这些工艺流程和运行策略,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利益普适化、权力话语的实施及修辞,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运作机制。意识形态的基本特质,就是要把特定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是为利益普适化。在利益普适化过程中,语言起着重要作用。权力是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社会支配力和控制力。它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无论是维持还是改变某种权力关系,都需要借助意识形态。语言是意识形态的实现方式,因此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就转化为权力和语言的关系。话语是语言的现实使用形式,是受权力(或权力旨趣)影响的语言。话语展现、增强、再生产着社会中的权力支配关系,或者对某种权力支配关系进行质疑和颠覆。修辞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采用一定的语言操作手段影响和劝说听(读)者,以达到一定目的效果的语言实践方式。它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实现策略。借助一定的修辞操作,意识形态可以巧妙地实现自己的语言运作策略。　　 意识形态的存在有其深层的社会根源,此即社会矛盾。正是在社会矛盾这一创伤性的社会裂口上,滋生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补偿形式。意识形态的产生同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有关。在人的想象世界的建构过程中,语言起着重要作用。语言的意义造就了想象的内容,语言的交往性造就了想象的公共性。社会矛盾是意识形态的缘起地,意识形态则是应对社会矛盾的方式。作为应对社会矛盾的具体方式,意识形态呈现为一整套结构一致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从认知-解释、信仰-价值和策略-筹措三个结构层面,展现着应对社会矛盾的实际方略。意识形态对社会矛盾的掩盖或揭示,也正是在这种话语操作中完成的。　　 意识形态和主体之间是一种双向的生产(及再生产)关系,语言则是二者双向生产过程中的中介要素。在意识形态和主体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不同的进路。这两种进路给人们思考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观点。但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范式过于凸显主体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的倾向;而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范式则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先在性和强制性,从而扼杀了主体的能动性。这两种理论范式所造成的僵局,可借助一种新的理论即结构化理论来缓解。结构化理论要求从历史的、再生产的和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理解“行动”和“结构”之间的双重结构化关系。在二者的双重结构化过程中,以语言为媒介的实践活动起着重要作用。借助结构化理论的启迪,意识形态、主体和语言的关系就清楚了。意识形态和主体也是一种双重结构化的关系,语言则是二者双向生产(再生产)过程的中介要素和实现力量。这样,在肯定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的同时,人的能动性也得以彰显——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影响,正是其能动的实践活动的结果。　　 意识形态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这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辩证法。它是主体的生存境遇、权力一利益关系及社会矛盾等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意识形态的多元存在是任何国家都要面临的或潜在地面临的社会现实。因此,探讨如何建立意识形态间的良性生态样式,就成为当今意识形态问题的总归宿。由此,本文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功用原则、协调原则和直观原则,这三个原则依次从个体、间性和总体的方面,对意识形态做出了范导要求。在倡导“交往”、“协商”、“对话”、“和谐”的今天,改变独白式的意识形态言说方式,协调好意识形态间的关系,并让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接受直观原则的约束,是建立健康的意识形态生态样式的基本思路。如是,一幅意识形态的新的生态景象图,将会呈现在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