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理性从原始的无意识状态分离出来，的确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然而，如果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那么，很显然，传统哲学的对象就是形而上学，而这一哲学的根本任务也就在于为理性形而上学作辩护。无疑，在整个传统哲学中，人的理性方面得到了极度张扬。相比之下，人的感性意识、感性需要方面，在这个阶段则始终处在被打压、被围剿的地位，卑微地、且是“不见天日”地东躲西藏着。把人看作是一种“无感觉无情欲”的理性存在，渊源于柏拉图，确立于笛卡尔，完成于黑格尔。实际上，不管是在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那里，还是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哲学家那里，人的感性需要几乎像是人身上长出的一条多余的尾巴，一直让他们感到耻辱和累赘。在最好的境遇下，它们可能被视为人性中固有的某种“本能”，需要被理性加以规范和引导；而在坏的处境下，它们则被坚决地指证为“恶”的东西，被看作必须加以克服和铲除掉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在理性被视为人及世界的本质的哲学王国里，人的感性需要（感觉、激情、冲动、意志、欲望等）不可能有“合法性”地位。　　 在马克思那里，确乎有一场哲学革命，这场哲学革命是在存在论根基处发动的。当马克思把哲学的目光转到“人类世界”、“感性世界”、“生活世界”时，马克思也开始寻找解释人类“经验世界”的根据。“感性的活动”原则的提出，就是马克思寻得的用以解释“感性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根据。当马克思把“感性的活动”看作是人类世界的根据时，实际上马克思也就把自己的哲学对象看作是“感性的活动”，而这一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人、自然、社会和历史所是的秘密。　　 在以“感性的活动”原则为哲学的存在论原则中，人被视为一种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存在物，一种感性的存在物。而“全部历史”则被看作“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只是在这样一种存在论的境域中，人的感性需要才终于打碎理性形而上学加于其上的枷锁，冲出由理性形而上学所严加看管的“牢笼”，徜徉在阳光下，沐浴在春风中。在马克思那里，当感性需要被看作是“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看作是“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和“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时，马克思不仅终结了整个传统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而且也与一切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理解形成天壤之别。　　 与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一样，马克思哲学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作为感性需要理论的马克思哲学理论，无疑是当今时代一切社会关系和矛盾的理论反映。透过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我们看到，这一理论不仅饱含着对当下人的异化现实（感性需要被异化为对各种形式的“拜物教”）的深刻批判，也蕴涵着对未来人类理想生存境界的殷切期盼，亦即对未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深深眷恋和审美关怀。　　 在由现代形而上学原则和资本原则主导的现代社会，在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对人和社会形成全面规制的今天，在人和自然、人和人有着深刻矛盾的当下，在“真实需要”被“虚假需要”重重遮蔽的情势下，重温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感性需要理论，领会其精髓，对于自觉改变当代实践方式、实现人类自我拯救、塑造“有深刻感觉的人”和真正“富有的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