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市场制度、法律制度、产权保护等方面尚未完善,企业发展面临着较多的约束,如何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以促进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的良性发展,是亟待探讨的话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企业的改革,其中的突破口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为进一步推进企业提效、改善公司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性。由此,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公司治理领域的重点和热点。混合所有制的核心要义是各种所有制资本相互参股,即国有企业中允许非国有性质资本参股,而非国有企业中允许国有性质的资本参股。这有利于不同资本取长补短,相互制衡,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效果。已有的研究大多能证实混合所有制的正面作用,如混合所有制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创新,降低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国有企业超额冗员,等等。然而,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多围绕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资本参股的情况进行,而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重要的一环,但是现有对非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的研究较为稀少。税收是国家运用权力对企业利润的强制性征收,它不仅影响着企业经营净所得,还直接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以往的研究,证明了我国税收执法有着一定的弹性空间,因而基于自利性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多的避税行为,这不利于税收的公平公正。避税行为的实施需要通过真实复杂的财务安排或者财务报告陈述作假等途径,这可能会加剧资本市场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可能因为掩盖了管理者的权力寻租而引起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如何能抑制企业避税,对企业、市场和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还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更易发生避税问题,受融资约束困扰的企业也更容易发生避税行为。那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可能是抑制企业避税的有效渠道。而国家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为了发挥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和优势资源互补作用,这或许恰好能够影响到企业的避税行为。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是否能发挥异质性资本相互制衡和互补的作用,从而抑制企业避税。而且,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混合所有制发挥作用的路径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究并验证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影响避税的内在机制。混合所有制本质上是与控股股东不同产权性质的异质性股东参股,文章通过整理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性质及持股比例,并将十大股东中具有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合并,利用资本间的制衡原理来构建混合所有制的度量指标,对2013-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多个异质性大股东的问题。本文以兼具治理意愿与能力的异质性大股东为混合所有制的度量变量,分析并验证出混合所有制能抑制企业避税。而且,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都能抑制企业避税。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对分组回归后的解释变量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表明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更能发挥制衡和互补的作用,而相较于非国有资本,国有资本的作用效果还有待提升。第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下的异质性大股东参股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两个途径来实现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也就是混合所有制可以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来抑制企业避税。进一步的细化研究证明,在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来抑制国有企业避税,即在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发挥的更多的是“治理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来抑制非国有企业的避税行为,即在非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发挥的更多的是“资源效应”。第三,混合所有制的制衡和互补作用对处于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更为明显,也就是在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健全造成内部治理水平低下和资源不足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发挥的功效更为显著,进一步证明了混合所有制抑制企业避税的路径为“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并且,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外部市场调节的有效补充。除了上述主要结论,我们在细化研究中还发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我们将样本区分为控股股东相对控股组（控股股东持股低于50%）和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组（控股股东持股等于或高于50%）,回归结果显示在控股股东相对控股组中,异质性大股东能显著抑制企业避税,然而在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组中,异质性大股东参股的显著性不再稳定,且影响水平明显下降。这个结果说明了,“一股独大”使得混合所有制的制衡和互补作用被削弱。此外,混合所有制的制衡和互补作用主要在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之间体现,外资股东和民营股东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同属于非国有资本,二者的交叉持股没有起到混合所有制的预期功能;而金融资本作为专业的投资股东,在现实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互补作用。可见,混合所有制的制衡和互补作用,已经在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范畴内展现出来,但是对非国有资本进行细分后,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资本之间的制衡和互补作用还未发挥出来。本文的创新以及贡献体现在:第一,近年来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主要基于混合所有制对企业绩效、创新、治理效率等的影响。避税作为一个研究相对成熟的话题,已经被证实其与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和融资约束水平相关,而混合所有制的基本职能便是发挥资本制衡和优势资源互补的作用,那么它理论上会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但是现有文献还鲜有涉及。本文利用2013-2018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分析并验证了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关于混合所有制及避税的现有研究。第二,现有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研究,多围绕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资本参股的情况进行,这大概是因为提出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本意是为了更好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而伴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化,它已经上升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也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已有对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结构的研究较为稀少;而且,现有研究中对不同产权性质下混合所有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的对比分析明显不足。本文所研究的混合所有制,不仅包括了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情况,还包括了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的情况,更加全面的对混合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且,本文还分别深入对比分析了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抑制企业避税的不同作用路径,这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和建立长效机制提供了更多的依据。第三,在选取度量混合所有制的指标时,现有的研究多是从是否存在异质性股东、异质性股东的多元化程度或者异质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衡量混合所有程度,然而在不考虑实际控制人控制水平的情况下来分析异质性股东是有失偏颇的;而且现有大部分研究没有考虑一致行动人的“合谋”而非“制衡”和“互补”的作用,从而在设置混合所有制指标时没有将一致行动人进行合并处理,这在研究股权制衡问题上显然是错误的。通过后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异质性”和“大股东制衡”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既要有“质”又要有“量”。因此,本文手工搜集、整理了十大股东的性质及其持股比例,并确认、合并了股东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在前人研究指标的基础上,补充构建了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异质性大股东持股的相对变量。这对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来说,是更为合理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