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业结构也在不断演变。这种演变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和趋势?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种演变?它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如何通过政策手段适时地调整这种演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使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理论得以深化，更可以为解决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城乡差距过大、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等问题提供一些线索。通过对1990～2002年我国就业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就业结构总体趋于优化、新兴行业蓬勃发展、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趋向多元化的同时，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依然过大，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很不足，就业结构转换的步伐也因此放缓。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需求结构的变动、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等因素导致了就业结构的演变。但作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劳动者的微观就业抉择在就业结构演变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微观抉择本质上是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的表现，它是由“合意工作岗位”、“就业成本”和“制度空间”三者共同决定的。当这一微观选择机制和传统的宏观机制在“厂商”处得以契合后，就业结构的演变机制就变得更加完整和更有解释力。应用这一机制，从结构弹性、相对收入、制度变迁等角度，对我国就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可以合理的解释就业结构演变的诸特征，并对未来我国就业结构演变的趋势进行分析。我国就业结构的演变，产生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效应、带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引起了“教育深化”现象，也引发了结构性失业和隐性失业显性化。面对这些效应，运用就业结构演变的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过大引起的就业结构转换停滞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需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促进就业结构向良性方向演变。但是，就业结构演变的系统性决定了政策的系统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不足以解决问题。与演变机制相对应，构建一个由核心政策和外围政策组成的政策框架，并根据不同政策的实效、影响力和传导机制的不同来进行政策组合，政策的有效性和均衡性将会得到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