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利必有救济”这句直白而内涵深刻的法谚告诉我们：公民行使诉讼权的原动力在于权利救济的需要。研究可诉范围，重点在于厘清“可诉”的内容，即公民就哪些事项可以提起诉讼。本文以权利形态的法理分析为切入点，阐明公民诉讼权是每一个公民与生俱来的社会权利，是公民最重要的人权。因而，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据此，我们可以将可诉范围界定为：只要公民认为自己的社会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是某种社会权利需要得到法律确认，就可以提起诉讼。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价值分析方法，阐释可诉范围的研究背景，即公民诉讼权理论研究。第二部分通过对公民诉讼权与可诉范围之间的关联性分析，重点论述可诉范围的具体含义及其范畴。第三部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首先将我国的可诉范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可诉范围进行横向比较，找出差距；其次以我国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为线索进行纵深比较，看我国可诉范围的变化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部分针对我国现有可诉范围的弊端，提出重塑可诉范围在三个方面的进路：一是建构宪法诉讼，用宪法保障公民诉讼权的实现；二是扩大民事诉讼可诉范围，确立“只要有诉之利益，就有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的观点；三是扩大行政诉讼可诉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等纳入可诉范围。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真正拓宽我国公民的可诉范围，以保证诉讼权这一基本人权从制度上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