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性别偏好这一问题随着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而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并以其严重的社会后果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调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男孩偏好”这一根本观念导致了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结果，观念借助技术或其他手段引发行为，加之一些外因诱发导致结果。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内在动因。其中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是这一问题的主要贡献者。本文采用了实地研究方法，以大量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农民的生育理性尤其是男孩偏好的形成及存续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农民理性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农民生育理性亦是出于应对具体生活环境的现实需要，在个体与结构的博弈和互动中选择行为指向。“男孩偏好”虽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又与各种结构性要素有着复杂的关联。在结构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生活制度决定了“男孩偏好”的形成与存续，个体正是在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下通过社会认知和对生活实践进行反思而不断地对男性的价值与优势进行社会学习，从而建构了其“男孩偏好”的生育理性；“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及行为又复制与再生了原有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导言、文献综述与概念定义、生育意愿、“男孩偏好”的生育理性、反思与讨论。第一章为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问题及意义、研究方法。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与概念定义。首先对从性别偏好的形成原因及发生机制这一角度出发的文献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以主体视角探寻农民逻辑发展的路径，通过理解主体对生育问题的诠释内容和诠释方式寻找该问题的发生机制。然后对所使用的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三章为生育意愿。在对“男孩偏好”的生育理性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从总体上讨论一下农民的生育意愿。农民的意愿生育孩子数普遍为两个。可以说，原有的“人多势众”、“多子多福”的观念已日趋消解；但是，由于在农村社会关系中，血缘脉络仍占有重要地位，意愿生育孩子数与国家的政策要求尚存有一定差距。农民的意愿生育性别结构则是一种基于“男孩偏好”的“儿女双全”的理想结构。但是，由于男性与女性在生活中不同的实际效用，社会生活在建构了公领域之于私领域的优势地位的同时，也建构了男性之于女性的价值优势和主导地位。因此，当“儿女双全”难以实现时，“男孩偏好”成了意愿性别结构的下限表达。第四章为“男孩偏好”的生育理性。“男孩偏好”的生育理性是由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和微观的个体行为相互作用而成。贯穿农村社会生活各项制度的核心原则，即日常生活与互动中的男系主义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男孩偏好”的性别原则在农民的生育理性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对“男孩偏好”的形成及存续机制的探讨以农村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生活制度为轴心，从心理约束、劳动与职业、养老保障的不健全、生育过程中的经济理性、国家的生育政策、妇女的理性考量等六个方面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民为了维护和实现其“男孩偏好”的生育理性所发展出来的策略手段。第五章是对“男孩偏好”生育理性的反思和讨论。在对农民目前的生育理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对原有生育理性进行解构的因素：社会关系原则的嬗变使得血缘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教育的重要性使生育焦点从性别转向培养质量。最后则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