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史以商务印书馆在1918年的自觉尝试为开端，终止于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然而在当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电影史著作中，这段特殊的电影史却始终“缺席”。本文力图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填补历史空白的工作，通过勾勒出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的历史线索来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作些准备。 在引言部分，本文首先分析了民国时期教育电影的生存语境，以为教育电影的诞生和成型根植于民国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这一历史语境中既涵盖了当时中国国内如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求富、求强”的深层的集体心理、国民党政权寻求权力合法化的功利意识以及民族存亡时期全民族对宣传动员的深切期望等丰富的信息，也涉及到了诸如欧美20、30年代教育电影运动的流行、苏联二战中教育影片的大量制作以及持续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国外教育电影对华的源源输入等国际趋势。教育电影正是在这一系列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诞生、发展并成型的。在分析历史语境之后，本文又着重谈到了作为系统的教育电影。从作为特殊的技术体系、视听再现系统以及社会机构——这三方面来为教育电影定位以廓清教育电影相异于常规商业电影的特定存在区域和发展路径。 本文的主体结构与民国时期教育电影的发展分期相对应，被划分为三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为初步发展期(1918——1937)。这一章以商务印书馆于1918年开始的自制教育电影的尝试为开端。接着本文着重对1928至1937年间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的建立进行历史陈述，以为正是官营教育电影的逐渐成型推动了民国时期教育电影最初的大发展，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较为完善自足的教育电影业。本文也评述了同时期较为活跃的金陵大学、大夏大学等高等院校所从事的 摄制教育电影的实践活动，并指出正是大学的摄制活动体现了其对于商务印书 馆所开创的“启蒙”传统的继承。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本文举出了若干有代表 性的本期教育电影作品和一些初步的理论成果，并力图通过对一本教育电影典 型剧本的具体考察，来认识教育电影在本期的发展情况。 第二章为相对繁荣期（1937——1946）。这一时期与中国的抗日战争伴随 始终，直至国民政府于1946年结束“重庆陪都时期”并迁回南京。在近十年的 抗战中，居于国统区的教育电影却在常规电影严重萎缩之时“一枝独秀”，并 进入了其民国发展史上的相对繁荣期。根据教育电影在本期的发展线索，本章分 为两节。在第一节，简要介绍了教育电影在为时仅半年的武汉时期的发展。从 第二节起，本文用了较大篇幅对民国教育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重庆时 期的教育电影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中特别关注于抗战后期国民党 建立的专门的教育电影制片机构——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简称“中 教”）在本期的生产情况。并辟三个小节来对本期的教育电影作品（主要为 “中教”作品）、理论建设和技术创新进行分别评述。 第三章为衰落期（1946——1949）。这一时期同样也是民国时代的终结 期。教育电影经过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发展己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电影业。但 在本期的短短三年中，这些教育电影业并未生产出如其“繁荣期”那样多的作 品，而是忙于同其他国民党官僚集团争夺对于原沦陷区产业的“接收”，并大搞 基础建设。1949年，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教育电影业也草草地结束了 其民国时期的发展史。此外，本期只有在教育电影的理论建设方面较为突出。 因此，本章在介绍本期教育电影发展概况后，另辟两节，分别介绍本期的教育 电影业和对于教育电影的理论总结。 最后，在结语部分，本文总结了清理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史发展线索对于我 们填补中国电影史研究空白，全面考察整个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教育电影这 一特殊的电影形态，分析与教育电影结合得极为紧密的国民党政权的建构过 程，甚至把握新的电影事业的发展脉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附录：简略地介绍了台湾时期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的发展情况（194一 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