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有方域之分、古今之异、雅俗之别，注释的产生即源于此。中文注释一词，始见于隋代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注释，亦称注解，对文章中语汇、内容、引文出处等所作的说明，一般用比正文小的字体排印。排印于全篇末尾的称篇末注，排印于书页地脚的称脚注或面末注，穿插排印于正文中间的称夹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学术界的注释绝大部分为语内注释，又称原文注释或传统注释，重点注释儒学经典。宋代朱熹所著四书集注为传统注释集大成者。在此期间，只有极少部分的语际注释，又称译文注释出现，而且也主要集中为佛经翻译中的一些注释。 十九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译文注释遂提上日程。可惜的是，当时的译家们要么如林纾般倾向于全盘归化，摒弃译文注释；要么如严复般假注释之名发自身之概。先驱译者对译文注释的漠视和随心所欲导致其后译者及批评界对译文注释不友善、无视或是敌视的态度。译文注释被当作译者黔驴技穷的表现或译文艰涩难懂的象征，遭到上至批评界，下至出版界的一致谴责，译出《尤利西斯》的三位译者，在各自为此天书增加数千条注释之后，还不忘在序跋之中阐明各自反对注释的基本立场，注释何辜! 注释在东方和西方都是古老的行为。本文试图追寻中国和西方的注释史，证实注释活动在翻译史内的繁荣，重点考察十九世纪后注释与文学翻译活动的紧密联系。本文也试图通过对文学翻译活动中的两大难题，原文的不可译性和文学性的分析，尝试论证译文注释的必要性。 本文对文学翻译活动中的注释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几种现象深感兴趣。首先是中西名著互译中注释数量的明显区别。通常看来，英译中的名著其中的注释远远多于中译英的名著。本文试图以多元系统理论对此现象进行解释。其次是注释活动中的操控因素。注释活动一直被孤立在翻译活动之外，因此尤其容易受到译者之外的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刘重德先生审校英译《论语》为例，分析赞助人机制对翻译中注释活动的重大影响。最后，本文尝试分析常见的注释批评，试图梳理其中歧视的原因。 文学翻译活动兴起以来，译文注释一直被当作对作者主权和读者主权的双重侵害。本文试图讨论此种误解背后的原因，本文认为，译文与原文有别，是经过译者辛苦加工的成品。而文学翻译中的注释，无论从数量或是质量上而言，无一不是译者心血的结晶，不宜被驱出译文范畴之外，故此，本文认为对注释的反对是对译者主权的侵犯，实质上是要求译者隐形。 注释并非简单的翻译工具，不同的注释策略会导致差异巨大的注释文本。本文选择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英语文学著作的《尤利西斯》进行了注释对比研究。对这样一部艰涩的巨著，注释的存在至关重要。对两个中文译本注释的比较，可以发现注释活动中的方方面面。 归根结底，注释究竟能否作为译文的一部分合理地存在，读者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力。本文结尾处附有一个简短的关于注释问题的问卷调查，对象均是随机抽取的四川大学的在校生。通过这些英译名著潜在读者的态度，可以一窥在注释问题上的读者反映。 综上所述，注释不应该被单纯当作一种翻译中可有可无的工具，不论是从译文注释的发展史，注释的重要作用和适用范围，还是从译者放在注释上的心血和读者对注释的反映来看，注释都应该被视为文学翻译的一部分，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加以规范。 译文注释长期被忽视己是不争的事实，相关资料匾乏。此次尝试性研究以期填补空白，有助于翻译实践。关键词:注释不可译性文学性《尤利西斯》文学翻译 II 淤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