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例外是《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最早见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现广泛存在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作出开放金融服务业承诺的条件,该条款在平衡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该条款条文表达的含糊性使其在解释和适用方面极具争议。本文第一章首先指出正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的进程。在谈判过程中,缔约方针对是否将金融服务列入GATS中,以及如何保障成员的监管权等问题产生了争议。这些问题的实质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金融监管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打消发展中国家的担忧,在此背景下,审慎例外条款应运而生,它是自由化和金融管制妥协的产物。然而正是这一妥协,造成了该条款在法释义学上的分歧。学界和专家组曾将具有使成员从设定义务的积极规则中背离的功能的条款细分为一般例外条款和排除性规定。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能够精确揭示条款的功能和属性,因为二者在适用范围、与其他条款的关系及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存在差异。将审慎例外条款归属于哪一类型是法释义学分歧的焦点,也是本文探讨的一个重点问题。本文通过比较这两种观点,阐释了二者在结构内容等四个方面存在的差异。从条约的制定过程来看,成员旨在确保监管自主权的合法性和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本文将其归类为排除性规定。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本文第二章沿着排除性规定理论的逻辑,参考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先例报告,重点探讨金融服务审慎例外条款的具体适用规则。当一个案件被提交给争议解决机构（DSB）时,首先摆在DSB面前的便是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举证责任是相当复杂的问题。DSB通过系列案件并结合两大法系的证据规则,确立了“一般规则-例外”规则,但是该规则不适用于自治权的情形。因为在此情形下,应由申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其次,成员方若想成功适用该条款,则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受诉措施属于GATS中影响金融服务的措施。第二,为了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第三,未被用作规避承诺和义务的手段。前两者为积极要件,包含有对措施的范围、审慎原因及合理的因果关系的要求;后者为消极要件,它是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在协定中的体现。然而,任何权力都天然地具有被滥用的风险。既然审慎例外条款赋予成员国采取监管措施的巨大自主权,理论上,成员会将其用作金融服务贸易的保护工具以及作为规避GATS义务和承诺的手段。但是这一权力并非是不受制约和监督的。国际审慎监管标准为监管行为提供了尺度。作为加入世贸时的承诺,成员也理应接受DSB对其行为的审查,而善意则是审查规避义务和承诺行为的唯一原则。GATS颁行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世界经济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得以快速发展,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s）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协定基本都含有关于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但是它们的内容却不尽相同。本文第四章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了分类,通过比较它们的差异,发现了它们的结构和内容的不同取决于其功能的差异。一些协定在实体内容和程序方面也作出了重大创新。这些创新对改进GATS的审慎例外条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他们寻求世贸组织规则的变革,并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上诉机构的权力、通报与透明度等方面表达了己方的诉求。这些变化亦将会对审慎例外条款的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