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是简述王充其人及儒学师承。该部分介绍他在儒家文化濡染之下,其正统儒家学术信仰之旅的大致脉络;二是界定王充其“文”并梳理其“名”。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对王充所涉及的“文”的范畴进行界定,便于更为直观、深刻地理解王充的文论。通过对文献的汇总,从一个侧面去体察与梳理中国历代有代表性的名人、学者对王充以及《论衡》在文论价值上的评价。统观这些历代评价并借助这些综合性的分析,以达到一个能够比较直观了解王充及其著作的目的。第二章,经学对于汉代文论有哪些整体性规范?从两个时间维度着手分析:西汉时期权力场域下儒学理想主义折向现实主义以及东汉时期经学对文论的具体规范。此外,从三个小侧面阐发王充经学的学术背景,即:对《论衡》这部专著的文本进行研读和梳理线索;从文化教育背景的方面考察王充所受儒家教育情况;分析经学视阈下王充的学术风格。能够较为全面地从宏观视角审视经学与王充文论的内在关联。第三章,王充的创作论是在对谶纬神学化风气的批判之中而形成的,一再凸显着对其矫枉的趋势,着力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与独创性。王充一方面表现出“依经立义”的经学特色,另一方面,却也不遗余力地主张文学的独创精神,反对复古之习气。可以说,在两汉经学时代下,王充并没有真正脱离整体大环境而成为“异类”,而是在吸收经学积极一面的同时,也对应时代,对文论提出了另一番阐释,他的出现成为两汉经学文论中有特色的一环。第四章,在“文”与“质”的关系上,王充承袭了儒家学派的基本文质观理念,并借鉴了两汉经学家的某些文质观念。他提出了“文质相称”的文质观,认为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应该并重,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的对后世文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第五章,“经世致用”是经学影响之下,汉代文论家们所秉承的主流思想。关于王充的经世致用论最集中地表现为三个层面,即:第一,“劝善惩恶”。提倡真、善、美的统一;第二,“鸿德乃彰”。这部分介绍王充齐世须颂的文学目标。阐述在经学影响下,论述汉代“齐世须颂”的文学风气与王充“鸿德乃彰”的文学情怀的内在关联。同时,也在综合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王充“鸿德乃彰”的做法给予一定概括,总结其原因;第三,“聪人之知”。这也是王充对于功用论较为有特色的提法。第六章,主要阐发王充在经学的语境下所形成的较为典型的语言论,即:“古今言殊”。详述这种语言论的经学理论渊源,分析王充具体的文学语言态度,剖析两者的内在关联。这是本章集中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王充关于文学语言方面的“古今言殊”思想是受了《易》经“尚变”观念的影响,提倡应该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文学语言。由此,王充进一步提出“文露易观”、“言文一致”的语言论,对后世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七章,主要研究王充在经学的影响下,主张作家对于自身修养的完善以及“博达疏通”后发挥其功用。此处借用了“人观”这一人类学科的词汇,以儒家对于的人的整体性认知的视角,去分析王充作家修养论的思想内涵。王充对于作家创作修养的观念,是对历代儒者对于自身要求的再次强调和深化。王充和汉代经学文论家们深受儒家此种思想的影响一样,在此方面的基本思想并未出其右。本章从“德”与“才”两个维度阐发了王充对于作家创作修养论的认识。王充有能力掌控这样庞大恢宏的论说框架,并且还能够保证全书较高的思想含量,其广博的学识和对知识运用的高超能力是显而易见的。王充对于作家博学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更突显了作家博通之后的“能用”这一环节。所谓博通后的“能用”也就是要著书立说,作家要立志于传播自己独到的见识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