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微观基础。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重中之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投资者中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的身影，不免让人担忧经济脱实向虚，推高经济风险。因此，探究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就成为当前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展开了详实的探索和研究。
　　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提炼出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金融化加剧的现实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改善，由此引出主要的研究问题: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视角将制度环境展开，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当前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文化环境是否是企业金融化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阐释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从制度环境角度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
　　其次，依据上述问题，本文对企业金融化和制度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甄别、回顾和研读，明确了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形成了相应的理论逻辑。文献整理先从内涵、测度、动机、效应等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又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部分总结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及区分，明确了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同时辨析了制度环境的不同研究方式，界定了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对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金融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演变、现状、制度逻辑和效应。
　　再次，本文在掌握了相关文献、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问题结合现实情境展开了详实的逻辑与实证分析，主要有三大部分:(1)第四章以融资歧视为例探究了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章基于“融资歧视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三个渠道，对融资歧视改变两类企业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进而强化流动性储蓄动机以及收益追逐动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性压力转嫁和资金富余效应假说。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产权属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变换样本、指标重构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2)第五章以僵尸企业为例探讨了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因此本章从僵尸企业这一现实问题切入，结合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金融资产的作用逻辑。在着力处理内生性后，本章对上述理论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先在整体上检验了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依次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作用差异。同样考虑到所有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相应进行了分组回归。之后，本章又从另一个方向探讨了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关联，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否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实证分析从整体层面运用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并借鉴已有文献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样也按照所有制和高技术行业判定标准进行了分组回归。(3)第六章以儒家文化为例探究了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动因。本章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着手，明确其经济学研究价值，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之后，依据儒家典籍和思想，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从引致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三个核心维度切入，分析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问的关联，并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耦合作用，本章选取了所有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再者外来文化可能会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故也一并进行了考察。
　　最后，本文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1)基于产权制度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项金融资产上的持有水平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更详实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程度负相关且融资歧视是中间机制，也就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不仅如此，作用机制检验还发现，产权属性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渠道，而股权融资渠道却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在对收益动机的验证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说明资金富余效应确实存在，即在满足正常经营运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的较大差距而将相对更多的富余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但前述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流动性压力转嫁造成的效应大于该效应。在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纳入考量、使用样本变换、替换企业金融化测度指标、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都未发生变化。对企业规模和高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分析更进一步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2)在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受僵尸企业影响越大的行业中的正常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低，并且僵尸企业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以流动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区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发现，僵尸企业主要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了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替换实证方法、替换金融化和僵尸企业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下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将研究视角从市场转向企业自身，本文发现金融化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并且主要是由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主营业务投资和创新投资，减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研究也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避免僵尸化。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相应结果稳健。(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儒家书院越多，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证实了儒家文化是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儒家文化对流动性更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看重所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中造成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强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等特质确实会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作用更明显，且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还会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在观念上去“标签化”;完善混合所有制，鼓励企业产权多元化。(2)改革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弱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时对产权属性的考量;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产权限制;并完善信贷审批评级体系。(3)政府应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在处置工作中政府要注意将僵尸企业和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纳入考量，制定综合的应对方案和政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要注重对僵尸企业的信息公开;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避免一刀切。(4)扬弃并创新传统文化，塑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结合文化背景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企业金融化;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企业应塑造良好的银企关系，并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增加股权融资占比。(6)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对金融投资的依赖以及发挥禀赋优势。(7)企业应当视文化的企业治理效应并塑造自身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