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考察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并以此为主题，从中共党史、国史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勾勒近60年（1949-2008）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在政治主导下，从学习苏联模式到被迫在封闭条件下自力更生、再到改革开放后逐步与世界主流接轨的历史回旋式发展。　　依据国内外政治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影响的情况，论文把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1949-1960年全面学习苏联建构大科学体制的阶段，1960-1976年大科学体制封闭运行的阶段以及1976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逐步向世界主流科技发展模式转型的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0）是政治完全主导科技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科学技术是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发展的，当时执政党在政治上“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备了特殊的内外环境。与此相应，通过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倡导人民科学观，推行规划科学技术模式，仿照苏联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引进苏联的专家、技术和体制建构了中国高度集中的由行政主导的大科学体制，实现了国家行政权力对科技资源和科技人员的完全支配，并使科学技术工具化。　　1956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就曾经提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但此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都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影响了中国大科学体制运行的进程。中苏政治关系决定着苏联向中国技术转移的程度和范围，但由于中苏之间的政治分歧，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造成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次重大挫折，中国科技发展不得不进入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1960-1976）中国大科学体制呈现封闭运行的特征，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两个极端状况。一方面，中国科技发展在封闭状态下被迫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本土科技人员的地位上升，意识形态的要求让位于维护国家生存的现实需要。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科技发展和政治目标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和协调。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动乱与“左”的意识形态冲击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人员地位跌至极点。这一时期的极左思潮用所谓“正确的理论”批判“错误的理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思维模式评价科技文化，正常的学术活动和科研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任何科技成果的取得也都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曾提倡依靠群众路线和“三结合”的方式发展科学。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共政治领袖集体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始终存在分歧，但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整个社会进入政治动乱的情况下，1975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也出现过转机。1976年毛泽东逝世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第三阶段（1976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逐步向国际主流接轨。执政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由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三大改变使中国科技发展走上改革之路。邓小平科技思想扫除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思想解放代替了思想改造，知识化专业化的价值导向使科技知识分子地位持续提高。向西方派出留学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成果，按照国际惯例通行方式支持基础科学发展，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科技运行体制，完善奖励措施，都促进了中国科技同国际科技主流的接轨。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引进市场机制，从而使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显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已经从单纯追踪为主向自主创新转变。但行政仍然过分地主导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改变，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还需要政治系统和科技体制做出进一步的改革。　　最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给中国科学技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开辟了相对自由的空间，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逐步显现，一批科技精英进入政治家行列，甚至身兼两种社会角色，政治家通过集体学习机制吸纳学术理性，推进了政治决策科学化，使中国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向良性演变。　　总体上看，第一阶段国际政治因素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第二阶段在相对封闭状态下国内政治对中国科技发挥了主导作用。科技与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两弹一星”工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科技的干扰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第三阶段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科技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科学技术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日趋密切，同时中国科技的发展逐步与世界主流接轨。　　近6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历史回旋式发展特征。二是科学技术的功利性特征。三是科学技术发展与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呈正相关性。这三个特征都体现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同政治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