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虽然经济的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是投资活动仍然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活动作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重要经营决策，投资活动的有效性是公司健康发展的基石。所以本文在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节点上，探究影响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具有实际意义。关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从管理者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分析范式。管理者代理问题建立在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基础上，而由于部分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弊端使得管理者代理行为相对普遍，管理者出于理性会通过代理行为侵占股东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建立在管理者有限理性基础上，由于部分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选拔晋升机制使得部分上市公司管理者对投资项目过度乐观的问题突出。但是由于理性视角和有限理性视角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解释结果存在一定交叉与重叠，从而导致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解释存在分歧与矛盾。本文尝试在同一模型的框架下，对管理者两类行为导致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机理及后果分别进行验证，对比管理者理性解释与有限理性解释范式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在解释能力上的分歧。本文发现在同一模型中，代理理论对应的管理者理性视角与行为理论对应的有限理性视角相比，代理理论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具有更好的解释能力，而行为理论的有限理性视角不具备解释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利用管理费自然对数和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作为管理者代理行为的替代变量，发现两者具有不同的解释能力，管理者不但会理性的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还关注自身利益增加值与股东利益增加的相对值。这为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指引。另外，本文选择的研究期间为2007年至2012年，其中包含于国家十一五规划（2006至2010年）和国家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期间内。本文通过对比研究期间不同年度的数据特征，试图寻找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期间上市公司数据的变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