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反应已经成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大事。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状态，人类开始积极审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这种生态式的绿色思索考验着人类的生态智慧，也引发出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具体到戏剧理论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戏剧(Ecotheater)作为一种戏剧思潮和戏剧类型，在生态批评的发源地和研究中心美国悄然兴起，开启了西方戏剧绿色化的进程，之后迅速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同时，在多元文化生态批评的推动下，生态戏剧批评(Ecotheater Criticism)作为戏剧研究与实践的绿色化构建初露端倪，它绝非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艺术革新，而是戏剧研究领域借鉴生态批评的相关成果，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做出的反应，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将生态戏剧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种戏剧批评立场，倡导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出发，衡量与指导戏剧艺术的文学创作实践，注重生态文学批评的介入性与戏剧表演艺术的实践性相结合，形成“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理念，进而以协作对话的方式表现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关系。
　　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指出本文研究之目的、思路与主要创新点。文学的生态批评正式兴起于1978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将生态批评引介到戏剧批评研究中，从而促成了生态戏剧批评的产生与发展。本文回溯生态戏剧批评40余年的演变过程与深化趋势，揭示戏剧批评与生态批评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关系，勾勒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体上来讲，本文试图对生态戏剧批评领域的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从而丰富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也为我国生态戏剧批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第一章对生态戏剧批评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进行总体论述。随着地球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以及人类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生态学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基础，其理念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地发生了新变化，形成了从自然学科领域向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也催生出文化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文学生态批评、生态艺术研究、艺术生态批评等新兴学术领域，不断开辟出新的学术空间和拓展出新的学术维度，并激发出强大的生态智慧和永续的生态价值。正是在生态学多元叠加的跨学科、跨领域的背景下，生态批评得以延伸至戏剧艺术创作与研究领域，力求挖掘出戏剧艺术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理念和生态审美价值，让戏剧艺术成为建构生态文化的重要力量，为建构更为完善而开放的戏剧批评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生态批评的内容与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对生态戏剧及其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进行详细梳理。本章追本溯源，探讨了生态戏剧及其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旨在厘清生态戏剧批评的源头、演变脉络与发展趋向。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问题和环境主题”不仅在戏剧文学创作中未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在戏剧表演领域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戏剧艺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生态批评保持疏离。新千年以来，随着西方戏剧界用自己的艺术形式来关注生态话题，其理论框架的建构及学术活动的持续发展，决定了生态批评话语本身必须成长，呈现出从戏剧文本转向剧场景观、剧场表演的发展走势。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朝着生态戏剧的方向努力，我们急需一个有凝聚力的话语框架来组织这种语言，一个明确的、一致的方法论来指导与分析生态背景下的戏剧创作，从而形成生态戏剧批评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方向。
　　戏剧艺术的核心要素依次为戏剧文学、剧场空间与舞台表演，本文第三、四、五章依次围绕戏剧的上述三个核心要素，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展开历时性比较研究及全面述评，各要素间互相联系又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其错落交叠的非线性发展轨迹丰富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内容，拓展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空间。具体内容如下:第三章“关于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主要探讨戏剧批评学者基于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戏剧文本和生态戏剧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文学生态批评之火首先在戏剧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点燃，引发了西方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响应绿色戏剧文学的强烈号召，也得到了批评家与剧作家的广泛回应。本章首先选取了关于古希腊戏剧作品、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以及美国当代戏剧作品的生态戏剧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掘戏剧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或是反生态意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大自然作为一个实体、事件、背景是如何在作品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中屡屡受到威胁的，反过来，大自然作为被迫的受害者，是如何凝聚戏剧的力量，积极采取行动予以回应。为了进一步丰富论文研究视角，本章运用尤娜·乔杜睿的“生态病理学”、唐宁·克莱斯的“生态导演法”等相关理念，对经典文本的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充。最后，本章立足于认可和培育关注生态问题的“生态戏剧”创作，将生态问题、环境事件或危机置于戏剧行动或主题的中心，关注人为的气候变化对个人、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号召剧作家和戏剧制作人参与到多元文化社会所面临的全球和本地生态问题中来。总之，戏剧文学生态批评不仅涉及对传统戏剧经典作品的生态重审与重评，而且引发了当代戏剧文学创作思维与方式的革新，并促使生态戏剧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
　　第四章“关于剧场空间的生态批评”，将“物质生态批评”、“浸入式剧场”、“生态整体意识”三者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阐明构建舞台上的“生物圈”是当代戏剧走向生态剧场的重要契机。随着生态戏剧批评的逐步深入，“物质性”与“物形”对于剧场空间营造的功能，促进了具有绿色意识的剧场批评实践之兴起，剧场也逐渐成为戏剧艺术家和生态批评学者的创意工作室。本章首先聚焦于生态戏剧构作理论。该理论上承戏剧文学文本，下接剧场表演文本，是一种以生态关系为中心的剧场实践，其自身涵盖批评工作（生态、戏剧）和艺术工作（戏剧创作、制作）两个部分，并围绕剧场空间生态化问题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探索:一，从剧场空间视角审视戏剧文本中蕴含的环境信息，使其生态意识和意义变得清晰可见;二，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媒介来处理当代环境问题，创作、设计和制作涉及环境问题和主题的新剧目;三，审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创造自己的生态足迹，减少剧场制作浪费，进而探寻剧场实践的新方法。这一新型的物质主义生态戏剧理论带来了戏剧研究的新范式以及戏剧制作的新方法和新挑战。
　　此外，本章秉承巴里·康芒纳的第一生态学定律“万物与万物相连”，寻求人类和生态系统在剧场空间中的联系，目的在于阐明走进自然的“浸入式生态剧场”，是一种直接参与它所代表的生态系统的戏剧形式。观众对“浸入式生态剧场”的体验与对物质世界的体验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代表了一种生态剧场的发展方向与潜力。最后，本章结合海纳·戈贝尔斯的声音景观作品《斯蒂夫特的事物们》的剧场演出，反衬出无生命物质中的生命痕迹，进而探究在“减速剧场”语境下，地球上非人类生命的“他者”时间，凸显其不同于现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时间范式的积极意义。
　　第五章围绕关于剧场表演的生态批评展开研究。当生态剧场试图跨越舞台的边界和剧场的墙壁以连接观众自身与外部世界时，仍然面临着表演框架的障碍。本章首先指明“以地球为中心”的绿色表演范式充分肯定和彰显自然万物的物质性及其施事能力，弥补了剧场表演与生态学之间的距离，继而探寻如何以富含伦理关怀和绿色审美要素的“景观表演”，作为实现人类与特定环境之间有机关联的途径与手段。随后，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探究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问题。一方面，“动物参与表演”路径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运用“即兴表演”的理念，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路径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展现生态系统“万物一体”的生存现实，树立人类生命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围绕生态戏剧批评的独特贡献对其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生态戏剧批评作为生态批评对象的延伸与拓展，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中国学者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结合我国当代的生态美学观与古代哲学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国际交流中构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形态。因此，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全面与辩证的研究，积累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不仅对我国生态戏剧的现实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戏剧批评研究体系具有鞭策与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