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旅游征地与利益分配过程中各主体间的纠纷与矛盾。上述矛盾中,权力是决定性的重要因素。社区参与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的过程,而权力问题无疑是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本质问题。本文从微观的村落研究入手,通过对京郊M村和S村两个村落旅游事件的文本描述,从权力结构的视角透视社区参与旅游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通过对旅游事件中权力主体间博弈互动的文本深描与理论分析,提炼出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力性影响因素,并从权力结构视角中寻求解决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并提出一些理论的思考。从国家社会权力结构视角看,本文以京郊M村的旅游拆迁征地事件为个案,从基层政府和村民两个权力主体出发,重点考察了事件中两权力主体参与旅游拆迁与征地事件过程中的特征,其具体特征包括,一是从参与双方的参与策略有效性看,县镇基层政府的参与策略有效性高,基本达到了获取土地资源的预期目的。而对于村民来说其参与的策略有效性低,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暂时没有达到村民想要的预期目的；二是从参与过程中双方的主动性看,县镇基层政府参与基本上是主动的。对于村民来说,基本上是相对被动的参与,在参与过程中有时也能掌握一些主动性,但最终还是被基层政府“以势摆平”；三是从参与双方的力量对比、达成协议的成本及与村干部的关系紧密性看,县镇基层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动员能力强,与村民达成协议的成本低,且得到了村干部的工作紧密配合。而村民则处于弱势,动员能力弱,与基层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小,且与村干部关系松散；四是从参与双方的参与逻辑、参与困境看,县镇基层政府参与逻辑是既有促进当地发展的良好愿望,又有现实的客观压力,由于拆迁征地事件中对村民的各种不良作为,导致村民对基层政府公共权力的公正性缺乏认同。而村民参与事件的逻辑主要是基于现实的利益驱动,生存的压力和“气”的推动,并面临着基层政府打击报复的“安全性困境”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困境”。从社区内部权力结构视角看,本文以京郊南北S村的旅游景区纠纷事件为个案,从村落内部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村民三个权力主体出发,考察了两个自然村的景区纠纷事件中三重权力主体间参与旅游过程中的特征,其具体特征包括,一是从参与各方的参与策略有效性和主动性看,体制精英和高大威猛型非体制精英参与策略有效性高,主动性强,基本达到其预期目的,而细小琐碎型非体制精英参与策略有效性不高,或主动或被动参与事件中,部分地达到了预期目的,普通村民参与的有效性则比较低,参与过程整体上被动,但也有一定的主动性；二是从参与各方的力量对比、各方利益的一致性看,根据村庄非体制精英的性质不同,整体上呈现上强中强下弱型,及上强中弱下弱型,且参与过程中各方利益不一致,存在对立或冲突；三是从参与双方的参与逻辑看,体制精英参与动力主要来源于对村景区资源支配权的驱动,非体制精英主要受到自我价值实现,利益和压迫性反应的驱动,而普通村民则受到利益、“气”和生存伦理的驱动；四是从参与困境和村干部景区控制权延续的制度保障看,体制精英面临着当家人和代理人角色内合法性危机,非体制精英则面临“奥尔森困境”、“安全性困境”和自我价值实现困难等各种困境,普通村民则面临着“权力利益网”、“合法性”和“安全性”等多重困境。此外,面对权力危机,村干部维持其权力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即是利用村选举制度和乡村干部内部利益庇护网。在M村事件中,参与各方的困境和对立冲突的权力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国家的土地法律政策缺位、县镇地方政权对村土地等资源干预控制比较强,以及村落公共性权力的缺失。而解决对立冲突和参与困境的路径主要包括国家土地法律政策的完善,即完善农村土地承包产权制度、严格界定公共用地的范围,完善征地程序和“强县、弱乡、实村”的三级政权体制整体改革设计。在S村事件中,参与各方的困境和对立冲突的权力性影响因素主要在于村庄权力结构的外向性,村庄权力结构的低稳定性,以及村庄权力结构的运作效力低。而解决对立冲突和参与困境的路径主要包括社区记忆的重建与社会资本的培育,具体操作思路一是挖掘与重建村落历史文化,二是重视乡规民约的实践性,三是提高村民行动的社会关联程度。在对京郊M村和S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角度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探讨：一是探讨了权力结构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的特征,在与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策略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社区参与旅游的逻辑实际上是利益、制度和伦理要素的混合推动,社区参与旅游的困境与对立冲突本质上体现了权力结构性质。二是对村落参与旅游能力提升的路径做了理论探讨,主要在评析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社区的真正增权,则可以尝试“强县、弱乡、实村”基层政权改革和社区内部社会资本培育相结合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