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健康的行为和代谢因素是全球死亡和疾病负担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越来越多的队列研究利用多种行为因素构建生活方式评分以反映个体的综合生活方式,并评估其与死亡风险的关联。但是目前仍缺乏来自我国的队列研究证据,也缺少在不同国家人群间进行比较的队列研究。此外,考虑到行为和代谢因素相互关联,探究代谢状态对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将为不同代谢健康水平人群的健康行为管理提供科学证据,然而相关研究证据仍较匮乏。此外,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个体行为的上游因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行为模式存在差异,故有必要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对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从而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健康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但当前研究证据有限;另外,探究生活方式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中介作用,将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也有助于判断行为干预能否有效缩小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间的健康水平差距。然而,相关研究仅关注了单一的社会经济因素（如收入、教育、职业等）而未能评估研究对象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且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探究生活方式中介作用的研究大多仅纳入了有限的行为因素,难以反映个体的综合生活方式。鉴于此,本研究在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的队列中分别构建了反映综合健康行为的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反映整体代谢状态的代谢健康评分、反映整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潜变量,探究健康生活方式评分与死亡风险的关联、代谢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对该关联的修饰作用、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中介比例。本研究利用以下五个队列的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于1997~2011年纳入中国12个省级行政区的23311名参与者;东风-同济队列（Dongfeng-Tongji Cohort,DFTJ）于2008~2013年纳入41129名湖北省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离退休员工;开滦研究于2006~2013年纳入159017名河北省开滦集团的在职和离退休员工;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NHANES）于1988~2014年纳入了包含54267人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UKB）于2006~2010年纳入502491名来自英国22个中心的参与者。各研究按标准流程收集参与者的基本人口学、社会经济学、生活方式、疾病史、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信息。CHNS通过入户调查获取参与者的死亡信息,其他队列均通过链接死亡登记信息系统获取参与者的死亡信息。第一部分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的关联分析目的:探究中国、美国和英国成年人的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的关联。方法:本部分排除缺失生活方式、协变量和死亡结局信息的参与者,最终纳入来自五个队列的708263人。根据各队列已发表的研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本研究基于四个主要行为因素（吸烟、饮酒、闲暇时间体力活动和饮食）构建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各行为因素被分别划分为健康水平（被赋予1分）和不健康水平（0分）,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即所有因素评分的加和（范围为0~4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方式越健康）。由于健康生活方式评分为0分和4分的研究对象较少,评分被重新划分为0~1分、2分和3~4分组以增加检验效能。本部分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估计健康生活方式评分与死亡风险的关联,并校正了基线基本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因素、体质指数、主要慢性病疾病史;利用随机效应模型的荟萃分析合并三个中国队列的关联分析结果。结果:经过7727959人年随访（平均随访10.9年）,五个队列共有55115人死亡（三个中国队列中有19751人死亡、NHANES中有9052人死亡、UKB中有26312人死亡）。与健康生活方式评分0~1分的研究对象相比,评分为3~4分的研究对象的全因死亡风险比（95%置信区间）在中国队列中为0.69（0.59~0.82）、在美国的NHANES中为0.61（0.55~0.66）、在英国的UKB中为0.63（0.60~0.65）。结论:在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成年人中,综合的健康生活方式均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第二部分代谢状态对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目的:探究中国、美国和英国成年人的代谢状态与死亡风险的关联,以及代谢状态对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方法:由于CHNS未在1997~2006年间收集参与者的血液样本,无法计算代谢健康评分,故本研究有关代谢状态的分析均未纳入CHNS的研究对象。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排除缺失代谢因素信息的参与者,分别纳入DFTJ、开滦研究、NHANES和UKB的研究对象34350、146561、41873和409774人。根据《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小组第三次指南》对代谢综合征的定义,研究对象的代谢健康评分等于达到以下四个健康代谢指标的数目——无中心性肥胖、正常血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正常血压水平、正常血糖水平。研究对象按代谢健康评分被重新分为0~1分、2分和3~4分组以增加检验效能。本部分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究代谢健康评分与死亡风险的关联,并进一步分析代谢健康评分对健康生活方式评分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荟萃分析合并两个中国队列的关联分析结果。结果:代谢健康评分3~4分组相较于0~1分组的全因死亡风险比（95%置信区间）在中国队列、美国的NHANES和英国的UKB中分别为0.69（0.66~0.72）、0.70（0.64~0.77）和0.62（0.60~0.64）。在不同代谢健康评分组中,较高的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均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仅在开滦研究中观察到代谢健康评分对健康生活方式评分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交互作用P值=0.035）:健康生活方式评分3~4分组相较于0~1分组的全因死亡风险比在代谢健康评分0~1分、2分和3~4分组中依次为0.86（0.76~0.97）、0.81（0.74~0.89）和0.75（0.68~0.82）。结论:更健康的代谢状态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在不同代谢健康水平的人群中,综合的健康生活方式均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第三部分社会经济地位和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的关联目的:探究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死亡风险的关联,以及综合生活方式对该关联的中介作用;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对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方法:由于DFTJ和开滦研究的参与者分别来自同一公司,队列内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较小、代表性差,故本部分分析未包含这两个队列。本部分分别纳入20851名和44935名CHNS和NHANES的参与者（同第一部分）,以及399250名UKB的参与者（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排除57690名收入水平回答为“不愿回答”或“不知道”的参与者）。基于个体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健康保险情况（仅NHANES）,本部分使用潜类别分析在三个队列中分别生成社会经济地位潜变量（包含高、中、低三个潜类别,分别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本部分首先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究社会经济地位与死亡风险的关联,并使用差值法计算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对上述关联的中介比例;其次探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生活方式评分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结果:校正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基本人口特征、体质指数和疾病史后,低社会经济地位组相较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组的全因死亡风险比（95%置信区间）在CHNS、NHANES和UKB中分别为2.69（1.97~3.69）、2.01（1.80~2.24）和1.84（1.75~1.94）;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对上述关联的中介比例分别为7.2%（4.8%~10.8%）、20.8%（18.5%~23.1%）和6.3%（5.7%~6.9%）。分层分析显示,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组中,较高的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均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生活方式评分与死亡风险关联的修饰作用仅存在于UKB中（交互作用P值＜0.001）: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中,健康生活方式评分3~4分组相较于0~1分组的全因死亡风险比为0.82（0.73~0.92）;而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中,则为0.53（0.49~0.57）。结论:低社会经济地位与较高的死亡风险相关,综合生活方式对该关联的中介作用较小,故仅通过鼓励人群采取健康生活方式难以大幅缩小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间的死亡风险差距。然而,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中,综合的健康生活方式均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研究结果仍强调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都应采取健康行为以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