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7日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正式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该制度的建立,不仅对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护机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而关乎公众利益的受教育权保护问题却未涉及,频发的云南怒江“行政机关诉相对人公益诉讼”等系列案件即是典型表现。“’行政机关诉相对人’公益诉讼”指国家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相对人侵犯其权益或者对相对人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向人民法院申请予以强制执行的“公益”诉讼形式。怒江等各地“行政机关诉相对人”案件发生后,鉴于社会收效的显著,近年来每当出现类似案件,司法机关在作出裁决时均遵循和参照着先例。从现行法律文本在看,当下无具体条文可循,但不意味着此种模式就无法有效运行。“行政机关诉相对人公益诉讼”模式的有序开展,需要从法律深层和现实发展的需求出发,契合法治国家的建设。通过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系列司法解释等文本内容和立法本意的考察发现,我国现行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固有的受案范围以及相对局限的原告资格设定的限制、公益界定不充分等制约难题,对社会中出现的新类型纠纷,难以提供有效的救济方案。本文基于我国实际出发,在总结目前公益诉讼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的实施困境和域外经验,分别从宪法学、行政法学等角度找到“行政机关诉相对人”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并对近些年来发生的多起类似案件的原因和处理情况进行整理、归纳,从而扩大公益诉讼中的受案范围、赋予相应行政机关原告资格、明确行政机关诉相对人案件的费用、以及对该类案件中的侵权父母施以何种处罚、明确相应行政机关举证责任等相适应的建议,进而提出“行政机关诉相对人公益诉讼”机制在法律层面的完善建议。行政机关诉相对人公益诉讼机制的确立,将有利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保护公益的最大化目标,增强公益诉讼制度的监督合力与实效,提供公益诉讼的新方案,为今后“行政机关诉相对人公益诉讼”制度的深化推广提供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