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子女的第一顺位监护人,但代孕关系中生育母亲、基因母亲以及抚养母亲的分离产生多个父母法律关系,导致各方主体对于代孕子女的监护权归属争议频繁发生。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谁生育子女就是谁的孩子,谁就拥有监护资格,若坚持适用该原则,代孕母亲享有监护权,那么在妊娠型代孕中,监护权就被赋予给了与所生育子女无任何血缘关系的代孕母亲,不利于代孕子女的保护;若否定该原则,又应当以何种规则作为代孕子女监护权的认定依据。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区分代孕种类和胚胎来源构建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规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从我国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频发、代孕市场屡禁不止以及代孕子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现状出发,提出构建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规则的现实必要性。在代孕子女监护权归属争议中,由于我国现行监护权规则面临适用困境,司法实务中多援引儿童利益最佳原则作为裁判依据,但儿童利益最佳原则的适用需要进行个案判断且属于事后救济途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护权争议问题,以此提出开展本文研究的法理必要性。第二部分,对于代孕目前主要存在全面禁止、限制开放和完全开放三种态度,在开放代孕的国家,求孕方的监护权能够被直接承认,但在禁止代孕的国家,为了遵循代孕不合法的立法背景,监护资格往往被优先赋予给代孕母亲,代孕合法与否成为影响监护权认定的重要因素。此外,监护素来以亲属监护为主,亲子关系是厘清监护权归属的前提,不同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存在不同的父母子女关系,本部分通过分析血缘、分娩事实、契约和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对代孕子女亲子关系的影响,为下文构建代孕子女监护权规则夯实基础。第三部分,坚持适用“分娩者为母”原则,监护权的认定规则主要为拟制血亲规则和司法推定规则,拟制血亲就是形成收养或继父母子女关系,司法推定则是依靠法院颁布命令或通过司法裁判认定监护权。未适用该原则下的监护权认定则主要依据契约约定,在认可代孕协议有效的基础上赋予其强制执行力。本部分在研究现有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规则的基础上,对我国适用该类规则进行研判,分析其在立法技术和价值判断上的缺陷。第四部分,本文认为监护权认定与代孕合法与否无关,并提出区分代孕种类,结合胚胎来源和基因关系构建代孕子女监护权认定规则的新思路。传统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代孕母亲既有分娩事实又有血缘关系,理应享有监护权;代孕母亲存在婚姻关系时,应当优先保护代孕子女的婚生子女身份;代孕母亲与提供精子的求孕方发生监护权争议时,通过协商或儿童利益最大原则进行处理。而妊娠型代孕,考虑到双方主体对生育事实和风险达成一致意见,不宜仅因分娩行为就将监护权判给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代孕母亲,本文认为监护权应属于求孕方;求孕方存在婚姻关系时,经双方合意的视为婚生子女,否则视为主张行为者的非婚生子女;求孕方不存在婚姻关系时,参照未婚生子处理;求孕方之间发生监护争议时,参照适用传统生育子女的监护权纠纷解决机制。最后在论证限制开放代孕具有伦理正当性的基础上,提出规范代孕的制度设想,仅针对不孕不育症患者、失独夫妻这两类特殊群体有限制的开放存在基因关系的妊娠型代孕,用法律的强制力和行政机关的监督力实现对代孕子女更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