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性使用”是Leval法官在《合理使用标准》一文中提出,并在“Campbell案”中经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一项裁判规则,已逐渐演变成了判断合理使用的核心标准。近年来,我国不断出现的图书数字化、游戏直播、缩略图服务等一系列新型使用行为引发了“转换性使用”在我国的激烈讨论。为深入认识“转换性使用”的本质和功能,本文将追根溯源对“转换性使用”进行体系研究,并立足于本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分析“转换性使用”在我国的适用路径及问题,探寻符合我国实际的“转换性使用”规范路径。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基于合理使用“四要素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引出“转换性使用”理论源于回应现实困境,为合理使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判断方向。针对“四要素标准”的混乱适用情况,Leval法官提出使用行为是否符合版权法宗旨是合理使用的核心,并指出使用行为的“转换性”是判断合理使用行为的关键,即二次使用行为不能是对原作品的重新包装或出版等“替代原作品”的行为,而是应当通过不同于原作品的方式或目的,产生新的表达、意义或信息。此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ampbell案”中首次适用“转换性使用”理论,奠定了“转换性使用”在合理使用判断中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立足于“内容性转换”与“目的性转换”两大基本类型,分析“转换性使用”的发展趋势与法律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转换性使用”的适用标准和实质内涵。首先,“转换性使用”的发展趋势包括纵向扩张和横向变迁两个维度。一方面,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适用,从滑稽模仿到嘲讽表演、从批评讽刺到挪用艺术、从部分使用到全面复制,“转换性使用”的内涵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更侧重对“目的性转换”的认定,即二次使用行为必须具有不同于原作品的新目的或功能才能构成“转换性”。其次,“转换性使用”在合理使用判断中的作用引发巨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市场要素”是合理使用判断的核心要素;一种观点认为“转换性使用”才是合理使用判断的核心。本文将对“市场要素”和“转换性使用”在合理使用判断中的本质功能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实证研究数据得出结论:“转换性使用”规则在合理使用标准中具有主导作用,但并不是成立合理使用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第三部分回归到“转换性使用”规则在我国的具体适用。首先,聚焦于“转换性使用”在我国著作权理论体系下的争议,并基于我国更倾向认定“非商业行为”成立合理使用的现状,分析目前游戏直播行为、文本数据挖掘行为和用户创造内容行为适用“转换性使用”规则时存在的问题冲突;其次,从艺术重塑类、信息提供类和画面解说类等具体案例出发,分析“转换性使用”规则在我国司法适用中存在的法律规范不明、适用路径分歧等问题,进一步明确其在我国制度化的基础。第四部分研究我国在法律制度上引入“转换性使用”规则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在我国著作权法上的规范路径。从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使用行为的需求来看,我国现有的合理使用制度尚不能涵盖某些符合合理使用制度核心的使用行为;从我国司法实践对合理使用“四要素标准”的适用和对“转换性使用”规则的回应来看,当前,我国司法环境存在“转换性使用”规则的解释适用空间。本文认为,可基于“转换性使用”本身的价值功能,规范其在我国的适用依据。第一、通过立法增加符合“目的性转换”的合理使用一般情形;第二、在司法适用中侧重对“目的性转换”及“转换程度”的判断;第三、在具体案例中结合思想表达二分法、经济因素进行辅助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