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是财务会计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直接会影响财务报告中会计盈余数字的准确性,进而会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盈余管理现象有可能永远不会消失。关于盈余管理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更多是围绕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研究方法,较少从盈余管理程度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另外,我国特殊国情决定了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并存,国有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占主导地位,而已有研究往往忽视了不同所有权性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间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不足,吸引笔者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将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结合其来,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在我国,盈余管理行为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普遍现象,而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性质不同,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经营目标及决策产生深刻影响,进一步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手段和盈余管理程度,甚至会造成系统性的差异。在对盈余管理程度及其影响因素问题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并存的特殊国情,如果将不同所有权性质上市公司混为一谈进行研究,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准确甚至存在错误。而从所有权性质视角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对会计与证券监管政策的制定、加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提高会计盈余信息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效率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为基础,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及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了重点考察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后的市场变化情况,以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提供的2007年到2009年4000余个样本为基础,首先,对目前研究中最为常用的四种应计利润分离模型揭示盈余管理效力的能力进行了检验；然后,在此结论基础上利用修正Jones模型和盈余分布法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所有权性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间的系统性差异；再次,基于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间确实存在系统性差异的结论,分别使用因子分析法、多元回归法、逐步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两样本组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间存在哪些异同之处；最后,基于所有权性质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研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修正Jones模型在我国设定较优。基于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的资本市场数据,对基本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业绩匹配Jones模型和非线性Jones模型四种研究中最为常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模型效力检验后发现：无论是综合样本估计还是分行业估计,四种模型的拟合性都较好,但业绩匹配Jones模型和非线性Jones模型的拟合性更高；分年度、分行业对模型估计的效果要优于综合样本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盈余持续性检验说明四种模型揭示盈余管理的能力都是有效的；二项检验结果显示,基本Jones模型、业绩匹配Jones模型和非线性Jones模型犯第一类错误的频率较高,容易夸大盈余管理。综合比较而言,在中国资本市场,修正Jones模型设定较优。2.不同所有权性质上市公司间盈余管理程度存在系统性差异。均值比较、单变量回归和独立性T检验结果均显示：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间盈余管理程度确实存在系统性差异,无论是正向盈余管理、负向盈余管理还是盈余管理的程度,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都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针对盈余管理微利动机的盈余分布法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上市公司要比国有上市公司在净资产收益率微利区间出现的频率更高,非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要比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为严重。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分析时应考虑所有权性质因素。3.整体而言,作为制约因素的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制约作用不显著,而作为激励因素的各种盈余管理动机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激励作用非常显著。首先,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因素划分为激励因素和制约因素,并分别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然后,基于因子分析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两大类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处理：最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盈余管理程度与这两大类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分组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无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制约因素与盈余管理程度间关系均不显著,而激励因素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均显著。意味着在目前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制约作用仍然较弱,而各种常见盈余管理动机对盈余管理的激励作用非常显著。4.多元回归模型和逐步回归法的具体分析表明,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分组研究发现,两样本组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间存在一些相同之处：盈余管理动机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激励作用要比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更为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间显著正相关；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程度间显著负向关。整体而言,无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还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都没有发挥对盈余管理程度的遏制作用,董事会没有发挥监督作用,而监事会流于形式。但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二者间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也存在一些差异：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经理人的盈余管理程度起到了制约作用,而国有上市公司却表现出为实现薪酬契约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IPO动机影响力最大,而国有上市公司的大清洗动机、平滑利润动机对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力最大,IPO动机与盈余管理程度间关系并不显著；与以往研究不同,国有上市公司出现了盈余管理的政治成本动机和债务契约动机,国有上市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国有上市公司负债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地方政府干预度越低,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而对于非国有样本组,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针对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研究建议：第一,在我国,利用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时建议使用修正Jones模型。第二,应继续完善会计准则的制定,在制定针对盈余管理的会计和证券监管政策时,要考虑到所有权性质的不同,有针对性的制定会计和证券监管政策,而不能搞“一刀切”。第三,面对我国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制约作用弱化的问题,应继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使用2007年到2009年连续三年的大样本数据,首次对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效力进行检验,并得到了修正Jones模型设定更优的结论。2.在考察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间所存在的系统性差异时,不仅使用了传统的修正Jones模型针对应计利润进行了检验,还首次引入了盈余分布法从整体上进行了检验。3.对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变量选取较为全面,选取制约因素变量时除了考虑到公司内部治理变量外,还引入了公司外部治理变量,选取激励因素变量时充分考虑中国特色的盈余管理动机。4.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研究时,已有研究选取的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变量较少,忽视了整体性研究,本文选择将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划分成制约因素和激励因素两大类,首次引入因子分析法分类对该问题进行了整体性研究。5.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影响因素作逐项、具体分析时,除了按传统研究思路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外,还借鉴了逐步回归法的思想,试图找出对盈余管理程度影响更为重要的变量,并对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