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是冷战期间美苏交锋的主要战场之一,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具有非凡意义。世界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冲突与美国优势共同构成了冷战早期全球背景的两大主题。在此基础上,乔治·凯南认为苏联的扩张行为来源于其内部滋生的不安全感,并提出采取以非军事手段为主的“遏制战略”来应对苏联战后的挑衅举动。凯南的主张得到了华盛顿高层的一致认可,“遏制”也随之成为了冷战期间美国外交的指导性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局势中出现的新变化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备受冷落的战时海外宣传项目。杜鲁门政府将宣传纳入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环,并根据美国冷战战略蓝图——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海外宣传行动——真理运动,标志着美国冷战宣传的兴起。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于宣传行动则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与规划,他着重强调了海外宣传项目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面对苏联新一代领导层所展示的和解姿态,美国海外宣传项目的目标也由“引发革命”转为“和平演变”,并且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渗透铁幕的宣传运动。这些海外宣传项目所采用的新方式、包含的新主题和运营的新模式无不意味着美国冷战宣传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本文在严密梳理历史史实的基础上,从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尤其是符号权力的角度出发,探究美国冷战宣传兴起的原因,其在美苏争霸中所处的战略位置以及对国家形象构建的影响。根据已解密的官方文件、国家档案、总统演讲以及1945至1961年间美国主要的海外宣传运动可以看出美国信条,尤其是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者”角度下的和平共同构成了冷战宣传中美国国家形象的三大主题。从美国信条塑造美国国家形象既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也是美国领导人对美国政治体制中所蕴含的“普世价值”的追求。而从经济角度来塑造美国国家形象不仅是因为经济逐渐超越政治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核心话题,更是美国宣传工作者对国内诸多复杂政治难题的刻意回避。至于和平,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追求与苏联达成事实上的和解,而更多的是为了证明美国与苏联的不同,从“他者”的角度来塑造美国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