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理论特别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所创立的伦理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首先文章对最近数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亚当·斯密思想研究的进展做了一个概要的回顾和总结，指明了若干最重要的动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斯密思想的伦理学本质的重视以及对其思想中的自然神学和斯多亚哲学影响的关注。 在简单的回顾总结的基础上，作者比较详细地解读了斯密主要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文本。从同情心理论、正义理论、良心理论、效用与习惯理论、德性理论等五个方面研究了斯密伦理学的基本内容；然后专门考察了《道德情操论》第1到第6版之间斯密伦理学思想的主要变化，分析了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最后文章考察了斯密的伦理学与斯多亚学派的哲学以及加尔文主义神学之间的联系，认为斯密在早期受加尔文主义神学影响较大，而晚期体现出明显的斯多亚主义色彩。 文章认为，虽然斯密的伦理学就其最基本的方面而言与休谟伦理学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者似乎都过于强调这种联系而忽视了斯密伦理学思想中的一些独特的方面。如，虽然他也从同情心入手来构建其整个伦理学体系的大厦，但是他不是单纯地研究同情心本身，而是注重同情心的合宣性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又如，他虽然表现出了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但是他对自然和社会背后的隐秘结构抱有某种信念，不像休谟那样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再如，斯密不否认效用因素在伦理判断中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基本上否定依据效用来进行道德评价的可行性。通过考察，作者发现斯密的伦理学越是到了晚期，越是表现出了与休谟伦理学的区别，而显示出与康德伦理学合流的内在倾向。 作者认为，斯密伦理学自身的特性及其所发生的变化，是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联的。他早年对人性的乐观主义态度在晚年转向悲观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感受到商业社会的进展对德性的冲击，意识到财富和德性之间难以兼容的本质。由此，他从《道德情操论》前几版中的非德性论和伦理相对主义转变为后期的德性伦理学和自制论。在某种意义上，他从市民社会理论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最前沿后退了。这种后退意味着斯密对启蒙运动局限性的认识，表明他对现代商业社会内在危机的敏感性。 作者认为，斯密伦理学及其变化所具有的内涵是值得后人反思的。他从伦理主义者转向德性论者的心路历程意味着他对市民社会勃兴和交换性正义规则普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的理论焦虑，以及他寻求进路的强烈问题意识。如果说早年的斯密对某种公序良俗和社会的伦理化抱有较大程度的信任，那么晚期的斯密更加关心德性的启蒙和教化。同情心、合宜性等相对主义和关系论性质的元素在伦理中的主导开始让位于自制、谨慎、正义等更加确定性的东西。所以，斯密的一生，其伦理思想经历了突破(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伦理确定性，—建构以同情心和合宜性为依据的相对主义伦理学—对伦理相对主义进行扬弃，重新回归到追求确定性的道路这样的三个阶段。 但是，斯密的德性论虽然完全自觉和自主，但是表现得非常暖昧。一方面，他需要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德性论，需要为德性提供一个可接受的形而上学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他在自然神学和斯多亚主义理神论之间摇摆，对两者都持有怀疑态度。他的最后一版《道德情操论》就是这样一部存在内部矛盾的作品。他的伦理学所具有的社会科学含义在他转向德性论以后逐渐丧失，而因为没有确立起自己稳定的德性论，他的伦理学是未完成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在从休漠走向康德的途中停下了脚步。。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第一、斯密是一个出色的伦理学家，虽然他不是一个像康德那样的纯粹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但是他围绕伦理这一核心问题创立了解释市民社会秩序的总体性社会科学;第二、斯密的伦理学思想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表现为从早年的那种以自然神学确定性为依托，以乐观主义为基调的相对主义伦理学逐渐转化为晚年以斯多亚主义为缺省配置的自制德性论。这个变化反映了斯密一生因历经的产业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导致的问题意识的变化。 作者试图表明斯密伦理思想对今天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值得重视的启示。不仅如此，斯密的伦理学思想与中国自身的伦理学思想有着非常值得注意的契合之处。作者认为，斯密伦理学的根本价值不在于他的体系的具体内容的独创性，而在于他毕生不断探寻商业社会德性重建路径的精神历程的独特性。他留下了一个未完成但是却是开放的伦理学体系，有待于人们去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