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题所论及的“新学”，是指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后，中西两种异型文化经过磨合以至融合的过程而形成的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的文化体系。新学最初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概念，西方传教士携西学航海东来，中国士人见彼方之学，此方没有，诧为“新学”。一旦因空间的转换而形成的“新学”，经过文化整合的过程而融入到中国这个特定的文化空间中，就会出现当今之学，为过去所未曾有的现象，于是，“新学”在时间意义上的内涵，便产生了。　　研究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不研究新学在近代社会中的推演，会使研究陷入无本之木，空中楼阁的境地。将新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整体研究，自梁启超发其轫。梁氏有关新学展开的三个阶段的界说（也即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至今仍不能撼动。　　简言之，新学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一是观念层面。在梁氏新学展开的三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属物质层面，第二、三个阶段属观念层面。两种分别属于不同文化空间的文化体系，猝然相对，人们往往先感觉到物质层面差异，进而引发人们对本文化体系的理论、制度的反省，并逐渐体味因文化核心层面的交融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梁氏三个阶段的界定，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实际上,这三个阶段并非截然分开的。在物质层面变化的同时，已伴随着观念层面的变化。只不过，等到人们对物的变化司空见惯时，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观念的更新上。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这两个层面划分地泾渭分明。物的层面包括天文、算学、声、光、电、化等器物格致之学，这习惯上属于自然科技史研究者研治的范围。观念的层面包括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思潮的更迭、学术思想的嬗变，这习惯上属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研究者研治的范围。这种人为地将两者之间的联系割裂的状况，不符合新学发展的实际。本人试图弥合这两个领域分疆而治的局面，在研究新学的载体—新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流传的基础上，进而分析近代社会的变迁，学术风会的递变，对新学产生的影响，并考察二者间的互动关系。　　本论文共分八部分。引言部分探讨了新学在近代社会的推演，由于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在梳理新学发展的源流时，采用了美国学者托马斯·哈定等人所创立的文化进化论的观点，以期能和新学推演的实际状况相吻合。　　第二章探讨了第一部新学丛书《天学初函》的编纂、流传情况，及其超前的编纂思想，目的为了和后世新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流传形成对照，达到溯源探流的效果。第三章的研究对象是算学与算学丛书。作为个案研究，目的在于说明中西算学交汇的实况，及清中期以后，在西学禁传的情况下，西方算学是怎样倔强地发展，并为清季西学的第二次输入打下坚实的基础的。　　第四、五、六章探讨了在西学输入的第二次大潮中，新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仍然采用了梁启超的划分方法。结语部分对新学丛书的是非功过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整篇论文采用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方法，力图客观地再现新学与新学丛书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