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对于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推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很多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密度下降的趋势,学界将其称为城市蔓延。现有文献对中国城市蔓延的研究依然相对匮乏,于是本文从成因机理和经济绩效两大方面,关注了中国的城市蔓延现象。本研究尝试着回答与国内城市蔓延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时希望能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抛砖引玉,提供启示。通过文献综述,我们总结了国内外涉及城市蔓延的现有文献所反映出的前沿研究趋势,以及前人工作的不足之处。考虑到之前很多研究城市蔓延的文献中,蔓延程度的测算显得稍微粗略了一点。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学者思想的基础上,对蔓延指数做了新的改进。该指数可以区分城市人口分布在地理细节上的很多差异。根据该指数,我们借助遥感数据,比如DMSP夜间灯光数据、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对中国长时间、大范围的地级市、直辖市的城市蔓延状况进行了测算和描述,发现不管是用全市域层面还是市辖区层面上的城市蔓延指数测算,中国的城市蔓延趋势都相当明显,小城市比大城市更严重,北方总体上比南方更加蔓延,尤其是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间的东北、华北、山东等地,城市蔓延现象较为突出。然后本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就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包括地市层面的竞争和地级市内部的竞争,都是促进土地出让,导致国内城市快速蔓延的重要原因。地市间竞争效果可以用空间权重矩阵来捕捉,地市内部的区域竞争可用区县数量来衡量。但是,财政收入的缺口并不是一个导致城市蔓延的关键原因。而单中心城市理论模型所预言的一些导致蔓延的因素,譬如人口增长、郊区耕地价值等方面,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与此同时,由于开发时滞的存在,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会提高等待开发的机会成本,导致离城市更远的郊区比近郊优先得到开发,也就是“蛙跳式”蔓延,由于“蛙跳式”蔓延必然导致城市空间的整体密度下降,市场不确定性也会提高整个城市的蔓延程度。本文对于城市蔓延成因机理的研究,与此前很多主要基于单中心城市模型的分析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突出了21世纪初中国城市化进程异常迅速,同时地方政府对城市空间塑造力度很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国外发达国家很不一样,于是就有了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蔓延成因。关于城市蔓延的经济绩效方面,本文分别从地区层面和个人层面做了分析,首先,用经过一系列调整校准后的夜间灯光亮度反映地区经济的增长。通过系统GMM估计和工具变量法回归减弱了内生性影响后,本研究发现蔓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不利影响,我们怀疑是因为城市低密度蔓延导致了集聚优势受损,所以蔓延的经济绩效整体上为负面的。同时城市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增长的收敛趋势也存在,也就是说,城市常住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倾向于加速,而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增长速度较慢,地区差异在渐渐缩小。城市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些稳健性检验也让本文用灯光数据表示经济增长的做法更加可靠。而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越大,蔓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会相应越小。然后,本文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先是从理论层面推导了关于城市蔓延、城市规模和空间形态如何影响工资收入的假说。我们借助CHFS调查数据获取了微观样本的工资收入以及其他个人变量,与城市空间特征相结合,分析了城市劳动者的工资决定因素,并且关注了蔓延指标的内生性问题。最终发现:城市蔓延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个人工资提高均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城市规模对实际工资收入有正面影响,而城市形态越接近等边形,对工资收入提高就越有利。城市蔓延、人口规模和城市形态,共同对一个城市的集聚外部性、企业生产率和人口流动倾向产生影响,而城市蔓延由于拉长了经济活动之间的空间距离,削弱了集聚外部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个人的工资收入。关于城市蔓延、空间形态和工资的关系,本研究还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此前城市蔓延对工资的影响是稳健、可信的。本文还考虑了异质性的城市和个人样本对结论的不同影响。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样本,其工资受蔓延的负面影响更大;城市形态相对较差的城市,城市蔓延对其工资的负面影响较小;人均公路面积较高的城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较差的城市形态对工资的负面影响。最后一章总结了本文的结论。在结论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几点关于城市蔓延应对和城市空间优化的政策启示。本文在城市蔓延测度、研究思路和假说、内生性的处理和数据选用,以及最终结论发现上,都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相比前人文献有着明显的创新性。因此,本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将有助于中国未来的城市空间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