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义性是词汇的普遍现象。关于词义项划分和词汇多义性的研究,国内外许多学者从认知、语料库层面进行了探讨和总结,Sweester(1990)在Mind-as-Body Metaphor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感官动词的多义性,认为这种多义性是人的身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但是多义词在词典中的义项划分的依据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大多有关于义项划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介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涉及颇少。除此之外,研究者们主要以理论论述为主,实证研究很少。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涉身认知理论出发,以英语中表身体动作的动词为实验材料,通过ERP实验技术,以“反应时”和“脑电”为指标,考察二语学习者对英语中表身体动作的动词的本义和隐喻义的划分是否有不同的心理表征,旨在为词典编纂中的义项划分提供实证支持。具体研究问题为:中国EFL学习者对英语身体动作动词义项划分中的本义和隐喻义是否具有不同的心理表征,也即两种义项对中国EFL学习者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本研究采用单因素2水平(义项:本义和隐喻义)被试内实验设计,另外加入语义错误的句子作为填充材料。实验以四川外国语大学17名母语为汉语的英语专业研究生为被试,要求被试从语法和语义上判断该动词能否填入相应空缺的句子中,之后通过比较其行为数据和脑电数据来探讨中国EFL学习者在英语身体动作动词本义和隐喻义表达时的心理现实性。实验采用E-prime2.0软件进行编程,通过Neuroscan4.5和Synaps 2采集、记录并且离线分析脑电数据,然后将结果输入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整个实验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外语学习认知神经重点实验室完成。经过统计分析,实验结果如下:(1)行为数据结果显示,中国EFL学习者对英语身体动作动词在表达其本义(M反应时=1670.66)和隐喻义(M反应时=1608.19)的时候在反应时上没有显著差别(t=2.083,p=0.137)。另外不管是本义表达还是隐喻意表达都与填充材料(M反应时=1162.94)有明显的差异(t本-填=2.491,p本-填=0.026;t隐-填=2.826,p隐-填=0.013)。但是,三者在准确率上面没有明显差异,三者之间的p值都要大于临界值0.05((t本-隐=0.709,p本-隐=0.49;t本-填=-1.546,p本-填=0.144;t隐-填=-1.688,p隐-填=0.114)。这一结果与实验所预期的结果并不太相符,被试似乎对英语身体动作动词本义和隐喻义的表征并无差别。但我们认为,所选动词为常用词,其隐喻义和本义在大脑中的表征都非常稳固,因此提取二者的时间相当;其次,被试为研究生,于他们而言,材料难度不大,所以准确率上无明显差别。这可能表明,反应时与准确率两者非反映中国EFL学习者对身体动作动词本义和隐喻义表征差异的灵敏指标。(2)脑电数据结果显示:(A)P200:中国EFL学习者对本义填词,隐喻义填词和填充填词的加工均诱发了明显的P200波幅,且三者之间差异显著(F=3.34,p=0.004),而且三类填词和脑半球的交互效应差别显著(F=2.69,p=0.000);在潜伏期上,三种填词主效应差别显著(F=3.34,p=0.012);在平均波幅上的差异也存在显著差异(F=3.34,p=0.026)。这说明中国EFL学习者在加工本义填词,隐喻填词和填充填词的早期阶段有显著差异。(B)N400:本义填词,隐喻义填词和填充填词在平均波幅上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3.34,p=0.007),填充填词的平均波幅最大,隐喻义的次之,本义的最小。这说明被试对这三类填词的理解在深层语义加工中有显著差异。(C)P600:被试对本义填词,隐喻义填词和填充填词的加工均诱发了明显的P600波幅,且三者之间差差异显著(F=3.34,p=0.001),它们和脑区的交互效应差异显著(F=2.69,p=0.004),也和半球的交互效应差异明显(F=2.69,p=0.000);在时间窗550ms到1000ms的时候,三类填词在平均波幅上差异明显(F=3.34,p=0.003)。这说明在后期句子意义整合上有显著性的差异。从三个ERPs成分来说,被试在对本义填词,隐喻义填词的加工在早期、中期和晚期均有显著性的差异,从而说明中国EFL学习者对英语身体动作动词的本义和隐喻义理解具有不同的心理表征。综上所述,本研究说明被试对英语身体动作动词在表达本义和隐喻义时具有不同的心理表征。在词典编纂上对英语身体动作动词本义、隐喻义的划分提供心理现实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