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是人类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曾是生产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狩猎在产生之初是自由的,没有行政力量和法律的管理和约束。最初的狩猎对动物资源的延续毫无影响,但进入现代社会,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日益猖獗,导致野生动物资源数量锐减。因此,就有必要对狩猎行为进行干预和限制,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以维护生态平衡。狩猎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关系是各国资源保护和利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科学利用并不冲突,动物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都可以为人类服务,在不影响生态的前提下,科学有效的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发挥其经济效益,这也是野生动物的价值所在。各国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授予当事人以狩猎权,这是利用野生动物的重要方式之一。狩猎权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经过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依照法定程序所取得的对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利,在性质上属于用益物权。我国的狩猎权法没有单独的立法,相关立法散见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中;狩猎权客体不明确;狩猎权主体没有资格限定;狩猎证的管理不完善;狩猎收费价款不能反映野生动物生存状况,收费收入分配应确保当地居民的利益保证等。同时我国的狩猎权管理实践中,长期以来的审批模式,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已不能继续,新的拍卖方式的探索不成熟,不利于我国狩猎产业的发展。对比国际上狩猎权的立法和管理实践,有一些国家禁止狩猎,但也有不少国家的狩猎产业在狩猎法规和成熟的管理体制下发展成熟,多数允许狩猎的国家通过狩猎许可规范狩猎权,在猎物种群、狩猎收入分配、狩猎权本国人优先等方面值得我们结合我国的国情,探索出适合我国的历史和实践的狩猎权法律制度。通过对国内外的立法和管理实践的对比分析,提出我国狩猎权立法的建议:强化狩猎权立法;科学确定狩猎权的客体;确定本国人狩猎权优先,考虑在对等原则上给予外国人以狩猎权;完善狩猎证管理规定;完善狩猎权收费制度;探索狩猎权拍卖方式,使野生动物资源利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