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rlock Holmes Series在中国已有百余年翻译历史,迄今已有超过一百个译本,深受读者追捧。然而,由于侦探小说属于非主流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受此影响,侦探小说的翻译研究也处于翻译研究的边缘。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以1981年群众出版社译本和2007年百家出版社译本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对两个译本的影响和操控。勒费弗尔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发展出改写理论,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是对原文的改写,受到了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改写理论是以目标文本为中心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有助于分析本论文中文本外因素对译本的操纵,从宏观层面解释翻译行为。本论文共包含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总结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翻译研究。第三章是理论基础,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和勒费夫尔的改写理论进行了大致介绍。第四章介绍了Sherlock Holmes Series原作和汉译的基本情况。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该章节以勒费夫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Sherlock Holmes Series1981年的群众出版社译本和2007年百家出版社译本进行了细致分析,比较了两个译本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方面的不同,分析了各因素如何对文本进行操纵。论文最后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群众出版社译本和百家出版社译本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各有特点。在意识形态方面,群众出版社是文艺领域思想解放浪潮的成果,而百家出版社则受到了21世纪文学大繁荣的影响。在诗学方面,1981年群众出版社译本注重读者接受,在词汇上大量应用四字短语、俗语和成语,句式上化长句为流水小句,同时将部分段落合译。而由于译者王知一的台湾背景,百家译本出现了大量台湾国语特有的用法。在赞助人方面,由于群众出版社设定的法制教育的目的,译文中大量运用了法律词汇。百家出版社的初衷是呈现最忠实于原文的译本,对以往译本的错译和漏译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同时,译者通过大量加注来传递文化信息。其次,改写理论对于研究翻译中文本外因素具有实践指导作用。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会造成译本的区别,其中意识形态决定了译本能否被选择。诗学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的大致面貌。赞助人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也操控着译者的选择。最后,从翻译史角度分析,Sherlock Holmes Series经历了由少到多,从节译到全译,从编译、改译到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历程,从侧面也体现了侦探翻译文学在翻译文学系统的地位在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