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欧美蓬勃发展的跨文化传播学引入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从中国与欧洲文学关系的角度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以期对传统的影响研究范式有所突破。同时,论文涉及中国文学中的欧洲形象问题,目前学界多研究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受东方学的影响。实际上,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欧洲东方学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本文把欧洲作为“他者”就是要对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作一个清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30年代中国文学,这一课题对21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考察了传播的主体(留学与旅欧人员),媒介(文学译介),以及传播的结果(包括游记与小说中的欧洲形象,欧洲文学思潮在30年代中国特殊文化语境下的流变等),并从时代和文化的因素考察中发现:欧洲文学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只是一个借以利用的对象,是用来建构中国民族文学和文化身份的他者。 论文共分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提出研究对象即欧洲文学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传播,并对“30年代中国文学”、“欧洲”及“欧洲与中国”几个概念作了界定和梳理,然后提出以跨文化传播学为理论框架来考察这一问题。 第一章从传播主体和媒介角度考察了欧洲文学在中国30年代传播的概况。在传播主体方面,论文对留学与游历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统计,在此基础上,将留欧知识分子与同期留学日俄、美国的知识分子列表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留学欧洲促进了中国30年代独立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欧洲文化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传播媒介方面,论文考察中国20世纪30年代对欧洲文学的译介,一方面概述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学在中国30年代的译介情况,同时又总结出欧洲文学在中国30年代译介具有古典和现代兼顾,系统性和组织性等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洲文学在中国30年代传播的广泛和深入。 第二章探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欧洲形象问题。中国30年代游记文学塑造了多种欧洲形象,无论是一个浪漫艺术的欧洲,或是日常生活的欧洲,还是一个混乱的欧洲,这些形象的形成都与观察者的身份、观察时间频率以及先在经验等因素相关,而且这些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30年代中国人的集体想象。同时通过与五四时期的游记的比较,说明30年代中国人对欧洲文化认识日益深入。中国30年代小说以巴金和老舍的作品为个案,分析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殖民主义权力话语中的挣扎和痛苦。从巴金的小说集《复仇》到短篇小说《狗》,展示出他从无政府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向的历程。而老舍在从《二马》到《断魂枪》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