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能顶半边天”,曾被用来形容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涌入公共领域、普遍参与就业所取得的成就。然而,乡镇企业女工不仅缺席于国家“半边天”的政治话语,她们自身也从未对其在家庭劳动之外所发挥的价值予以重视,更勿提及正名。这种“偏向性的记忆淡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女工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回忆工厂劳动时,她们常常语焉不详、甚至感觉无事可说,却又对嵌套在工厂劳动中的家庭劳动记忆犹新。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乡镇企业女工当年承担着怎样的家庭劳动与工厂劳动?她们又是如何讲述工厂与家庭的双重劳动?这种劳动记忆的述说到底是个体的自我选择还是社会的结构形塑?本研究的对象是八九十年代苏南康村的乡镇企业女工。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家庭劳动和工厂劳动被重新形塑,妇女承担起了工厂与家庭的双重劳动。包产到户后,曾经是集体劳动的田间劳动开始无酬化、家务化,并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的趋势。变革中的农村家庭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不断增长的家庭需求通过妇女源源不断的家庭劳动得以完成。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妇女劳动力。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的特征将“工厂社区化”了,工厂与家庭在空间上的邻近使工厂劳动充满弹性,也由此造成家庭与工厂的边界变得模糊、互相渗透。家庭与工厂的双重劳动严密嵌套进她们的身体里,很少给她们休息的机会。在双重劳动的嵌套下,女工的劳动记忆明显偏向家庭劳动,而工厂劳动则成为一个模糊的参照背景,由此形成了“淡忘的工厂—难忘的家庭”这一失衡的叙事景观。尽管乡镇企业女工无论在讲述工厂劳动还是家庭劳动时,都意在强调她们曾经遭遇的辛苦与劳累,但在叙事的效果上却呈现为失衡的局面。女工在讲述工厂劳动时往往陷入“无事件境”的困境中,她们无法讲述有关工厂劳动的具体事件,传达出的情感也是抽象的、非绵延的。但女工对嵌套在工厂劳动中的家庭劳动投注了更多的情感,也更愿意用更符合现代“事件”的标准来组织、演绎家庭劳动的记忆。通过对家庭劳动这一“似事件”的反复多次的叙事,女工的劳动记忆获得了更加具体可感的情感生产。乡镇企业女工劳动嵌套下的失衡叙事,实际上是在逝去的工厂劳动与绵延至今的家庭劳动的共同形塑下的记忆重组。在工厂的劳动制度下,她们被普遍隔离在行业的中下层。与老一代工人和男性工人相比,乡镇企业女工是一个未被命名的边缘群体,她们无法生产出类似老工人和男性工人那样自豪、骄傲的工厂记忆,而她们自身也从未认同过“女工”的工人身份。乡镇企业“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集体福利并未持续多久,女工依旧被置于劳动的双重负担中。在家庭劳动的分工中,女工的丈夫不仅表现为身体的缺席,对于家用设备的购买也很少给予资金的支持。但女工却凭借对家庭劳动记忆的讲述,向父权表达了微弱但却积极的反抗。被工厂劳动挤压的家庭劳动不仅获得了情感的、道德的价值,隐形的家庭劳动的价值也得以被凸显,从而被建构为家庭政治中“可见的”道德资本,不再淹没于父权家庭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