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迅速发展、“证券化”的资金流转模式、物的利益化、财产的权利化以及财产观念的转变不仅扩大了财产的内涵,更是革新了侵财犯罪的对象与手段。侵财犯罪中财产性利益更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焦点、重点与难点。目前,侵财犯罪中财产性利益的相关研究还未深及痛点。在财产性利益的具体界定、侵害财产性利益行为类型的总结、相关侵财犯罪的基本构造等问题上研究还不够深入。故笔者从财产性利益的界定、财产性利益的表现形式及其刑法定位、涉财产性利益犯罪的基本问题以及财产性利益与具体侵财犯罪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由于财产性利益的特殊性,笔者尝试以刑法的独有视角,结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对上述四个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财产性利益的概念与本质。侵财犯罪中的财产性利益是指以经济价值为核心、以财产权利为主要表现形式、不具有价值实体、可量化计算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特征上,财产性利益具有可控制性、非实体性、经济价值性等特点。财产性利益来源于法律关系或法律规定,同时往往表现为权利。侵财犯罪中的财产性利益不同于贪污贿赂犯罪中的财产性利益,其范畴受到侵财犯罪基本精神与侵财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制约。在财产性利益与虚拟财产、无体物的比较中,结合民法与刑法中的相关概念,明确了财产性利益的基本特点与范围。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财产性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其刑法定位。权利是财产性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债权、股权等财产性权利。权利凭证不是财产性利益,而是财产性利益的载体。仅当权利凭证是财产性利益的唯一证明时(即载体与财产性利益结合,失去载体意味着财产性利益无法实现时),侵害载体才是侵害财产性利益。劳务不是侵财犯罪中的财产性利益,而是产生财产性利益的前提与基础,劳务对价是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的刑法定位主要从财产性利益是否能够成为侵财犯罪的对象以及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侵财犯罪中的财物展开。财产性利益作为侵财犯罪的对象是顺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的重要时代选择,也符合当下的司法实践需要。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具有合理性。一方面,财产性利益是财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没有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反而更符合了国民之期待。第三章从涉财产性利益犯罪的基本构造与基本类型探讨了涉财产性利益犯罪的基本问题。涉财产性利益犯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侵害他人利益并非法获取利益致他人受损。在具体要件的解释上,涉财产性利益犯罪应与涉财物犯罪保持基本的同质性。涉财产性利益犯罪不再适用以占有为核心的构成要件类型,而以控制为核心。涉财产性利益犯罪的侵害类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非法转移利益;二是以非法手段侵害利益致其难以实现。非法转移利益的侵害类型无需具体判断侵害程度,直接可比照涉财物犯罪进行认定。然而,以非法手段侵害利益的侵害类型需要明确具体侵害的程度标准,以限制涉财产性利益犯罪的扩张范围,并保持刑民之间的协调。在侵害程度判断上,本文采折中说。在利益取得要件上,需具备现实性与具体性。现实性是指利益的取得使得行为人能够独立地、不需要任何人配合地、无障碍地获得经济价值。具体性是指行为人所获利益是一种具体的经济价值。在他人受损要件上,损失的判断需进行实质考察,除权利无法实现外,当权利实现之迟延使得行为人获得了基本等同于免除债务程度的现实利益时,应认定被害人受损。可恢复的暂时性利益丧失不属于他人损失的范畴。被害人利益损失与行为人利益取得应具有同时性与素材同一性。涉财产性利益犯罪的基本类型可以分为逃避(免除、转移)债务型与获取权利型,两者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相同,皆是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使被害人遭受损失。在具体判断上,应坚守“刑事看行为,民事看关系”的角度。第四章初步探讨了财产性利益与具体侵财犯罪。本章是对涉财产性利益犯罪基本问题的具体化,从抢劫、盗窃与诈骗三种基本行为方式入手,初步探讨以财产性利益为对象的具体侵财犯罪的特殊性以及相关争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