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认为当前我国拆迁与农村治理的研究中存在着视野上的缺陷：或宏观地讨论土地制度而忽视了丰富多样的地方实践,或存在“农民维权”或“抗争政治”的价值预设,过多地关注农民抗争、越轨和政府暴力执法、对个体妥协的一面,研究模型大多基于“国家——基层”、“政府——农民”等视角上。因此,文章把嵌入到国家、农村中间层中的多层次代理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对拆迁过程复杂往复的博弈过程进行多层次的解构。论文发现,在区政府接受拆迁任务后,区政府-乡镇-行政村等各主体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式的任务分解、责任下放、运动式动员和利益激励,最终形成了各种制度和专门的拆迁机构。强制性权力、操纵性权力并不适用,功利性权力和人格型权力成为影响拆迁户的关键。区政府和拆迁指挥部的多种制度保障和权力架构,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最终不得不回归到街道办和村社区层面上来解决问题。这既是缓和指挥部与乡村权力结构张力的无奈之举,也是推动拆迁工作的现实选择。其实质就是国家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依托,介入乡土社会私人的人际关系网,利用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习俗等一系列的非正式的规则制度来达成预设目标。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国家公共权力嵌入的环境中,基层村组干部和村庄精英和国家正式权力形成契合,传统乡土的社会规则被重新形塑为一种崭新的却有行之有效的“拆迁治理术”,也由此形塑了乡村动员机制和“经营”机制,为经纪选择的形成提供了权力空间和制度空间。拆迁具体落实,拆迁各主体需要经进行复杂多重的博弈过程。其中村干部具有双重角色,他们既是拆迁进村领路人,也是拆迁利益的相关者,村组干部对政府拆迁任务的代理与利益激励与村民对村组干部的授权和信任形成冲突,开发商则强化了村组干部的经纪动力。拆迁利益对拆迁秩序既有强化的一面也有消解的一面：它能够促成家户之间的“抱团取暖”和“共进退”,也能被村组干部以利益交换而“各个击破”,甚至能够俘获传统门户精英。这种博弈关系,甚至影响到村庄政治的选举,激活村庄内部的派性关系和民主竞争制度。行政村干部和村组组长征地拆迁通过吸纳小组组长、宗族精英等主体,并嵌套在传统“熟人社会”结构中进行推进；政府-农户的条线逻辑被政府-乡镇、乡镇-村组、宗族农户等经纪制度扩展、过渡和链接,征地拆迁的博弈发生在经纪结构内而不是农户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对话；官僚体制的升迁机制、经纪主体的赢利动力、宗族共同体的保护机制等动力机制,最终形塑了征地拆迁过程中的经纪选择,并影响征地拆迁各主体的博弈结果。各主体围绕拆迁利益而进行的种种策略选择,勾勒出“拆迁经纪选择”的全景。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用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经纪选择”的解释性概念。经纪选择是在面临重大利益变革时,农民与利益相关各主体的博弈呈现出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在官方宣传话语中,“和谐拆迁”成为拆迁工作的符号,这种春秋笔法遮蔽了拆迁政治的基层实践逻辑。文章认为,拆迁权力结构的权力等级差和信息差,是拆迁秩序形成的基础条件,政府主体在拆迁利益上的自由裁量权就是利益的“经纪空间”；经纪选择是一种非常状态而非日常状态,经纪的基础是“有利可图”可经纪,只有面临征地拆迁、矿山林木等集体资产变卖和变更时才经纪关系和经纪选择才会显化；在经纪人的选择上,利益、风险和成本是最重要的变量,血缘与地缘关系、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大小是一种序列性的选择,但在“血缘”原则与“利益”原则冲突时,利益成为拆迁户选择的优先序列。最后,文章指出在此次研究上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受钉子户问题回应的不够。经纪选择是根植于当地的传统价值、社会网络和权力结构中去的,而单个的钉子户治理确实如一些研究中指出的,体现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对抗性矛盾,体现的是钉子户单个的、孤立的特殊性的逻辑。在钉子户的解释上,由于篇幅所限和调研难度的限制,并没有展开讨论,但用经纪选择的视角去研究钉子户,这将是经纪选择解释框架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也是钉子户研究的另一种视角,这是需要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