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趋势及数字化格局深入发展,后疫情时代下全球生产体系遭受严重冲击,全球的转让定价税收治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多边转让定价各类规则面临约束、推进困难,各国纷纷采取更为严厉的单边转让定价规则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BEPS（反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规则中提倡各国以合作来解决全球避税问题,于是很多国家在实践中引入了“安全港”规则,以应对沉重的税收管理和遵从成本问题。自贸区建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是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成为区域间市场要素互通互联的重要载体,以区域合作为特色的全球化程度也逐渐加深。自由贸易区在税收领域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旨在有效降低跨境企业入驻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提高国际竞争优势、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经营。RCEP实施后,产业链转移和溢价将使我国反避税工作面临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新转让定价课题,对我国反避税工作提出更高要求。随着自贸区内跨境贸易和资金交易的日渐频繁,必将带来新的转让定价问题。本文以国内外转让定价中“安全港”规则及自贸区税制研究情况为基础,从我国自贸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涉税服务三方面的税收现状着手,分别从区域自由贸易发展、国内自贸区制造业转型需求及“安全港”规则降低企业遵从成本的自身优势分析必要性,说明“安全港”规则与自贸区战略结合的可行性。由于我国制造业大国且境内多为低附加值制造企业,结合当前国际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各选取了跨境数字经济和制造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其关联交易及转让定价策略,进而探讨转让定价调整对跨境企业成本增加的影响。最后在借鉴国际“安全港”规则的通行做法的基础上,从内容设计、适用方式上提出“安全港”规则本身的完善建议,并结合外部国际税收信息共享机制和区域跨境税收治理合作方面进一步提出对策,从外部环境上降低跨境企业的涉税成本和税收负担,增加跨境企业和跨境资金的吸引力,推动我国自贸区的跨境税收监管和税收治理合作,提升自贸区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