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村际纠纷化解是重点。在已有的话语体系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乡村纠纷化解的一贯形式,这一体认遮蔽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富事实,也限制了人们对村民自治内涵及价值的理解维度。“社邻共建”是村际纠纷化解的一种方式,它首创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与大理州剑川县交界的兰州坝地区。在概念上,它指的是当地社会的相邻村社,为化解村际纠纷,以村党支部为主导,以乡党委、村委会、村小组为主体,组建社邻共建理事会,吸纳跨界区域内不同族群、不同村庄精英及普通村民代表参与其中,以预防、协商、调处村社间矛盾纠纷的一种机制。它既是村际纠纷化解模式的创新,也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创新。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发现,以基层行政和村民自治的互动融合为视角,考察多民族地区村际纠纷化解的社邻共建机制何以生成、如何运行及有何功能。作为一种源自村民自发创设的、有特定功能且具备严密组织架构的制度安排,社邻共建机制是在特定条件下生成的。从该机制产生的现实需求逻辑、族际互动历史逻辑和发展演变实践逻辑等层面分析发现,不均衡的移民嵌入和资源分配、强分化弱整合的社会人文环境、“条块”管理下的跨域沟通壁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政治议程、多民族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历史传统等复杂的外在因素,以及村社群众基于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自主行动是该机制产生的必备因素。正是在现实的被动需要和村民的主动选择相互调试的前提下,一个以化解村际矛盾纠纷,维护区域社会秩序,促进乡村有效治理为导向的治理机制才得以产生。社邻共建机制以社邻共建理事会为组织载体,在生成的基础和背景上,构建起一套得以顺利运行的机制。明确了主体、范围、组织、程序、参与、方式,才确保该机制落地并推动现实改善。其组织架构体现为横向跨村、纵向联动。共建单元表现为“乡政府-行政村-村小组”,共建载体表现为“村党支部-理事会-村委会”,共建规则表现为“内生-外动-共治”。一方面,基于重塑横向村际纽带的“社邻共建”以地方传统和首创精神为原点,以自治组织再生产为手段,构建起区域内横向间各主体的合作体系,强化乡村区域秩序建构合力。另一方面,旨在推进政社互动的“社邻共建”则以党政组织关系为载体,以区域社会再整合为手段,构建起政府、社会、公民之间的互动机制。社邻共建机制承担着化解村际纠纷、促进三治融合、创新政社互动等多种功能。解决了乡村治理运行中的三大问题:一是通过跨行政村合作与反科层化共治,保障村际纠纷和公共事务“落地”而非“悬空”在村际的问题。二是通过开发农村治理资源,创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形式,实现自治、德治、法治有机融合的“互嵌”而非“互斥”的问题。三是通过多主体协同治理,解决村民自治运行中国家基础性权力和乡村治权的“耦合”而非“脱构”的问题。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深化乡村振兴进程中,难免遭遇诸如村际纠纷多发、纠纷难解等一些列治理问题。易地扶贫安置中的农村和农民需要超越地域和行政边界的自发性、自主性和组织化合作。既要创新自治、德治和法治的表达机制,也要发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制度优势,从而建立横向互通,纵向互动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社邻共建机制所构建的社会治理网络因为跨域治理而成效显著,也因跨域治理而面临困境。综合该机制的效度与限度可知,多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可以说是“小村落,大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将国家性因素渗透进多民族村落社会的方方面面,村民成为独立的公民,且享有国家特殊保护与支持,从而建立起对国家及其制度的认同,基于认同的乡村整合具有自发性和稳定性。而多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整合,同时可能意味着“民族”这种社会群体边界的模糊与再造,族群性是一种社会事实,不必然引发纠纷,但如果相关政策干预和治理不当,也可能成为纠纷升级的“催化剂”。